80年前，张大千拉家带口在敦煌干了什么？他是保护神还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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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3月的一天，“大风堂”掌门人张大千，携二太太黄凝素、三太太杨宛君、小儿子张心智，以及画家孙宗慰、肖建初、谢稚柳等人，离开成都，远赴敦煌。

其实，在此前的1940年，张大千已经“远赴”过一次了，只是途中惊闻二哥张善孖去世，不得不半路返回奔丧。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张大千再次启程，临行时，他对好友熊佛西说：此去敦煌，安营扎寨，搞不出名堂，绝不回头！

所以，他把老婆孩子也带去了，而且还是两个老婆。

当然，张大千去敦煌，并不是为了风花雪月。

今天的敦煌，驰名中外，但张大千去的时候全然不是这样。

在他之前，敦煌很长一段时间被掩埋在黄沙之下，后来又惨遭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及日本人桔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人鄂登堡等连番“洗劫”。

1941年5月，经过两个多月的辗转，张大千一行人来到敦煌，眼前的景象既震撼又苍凉，更多的还是残破不堪，加之周围环境恶劣，简直就像无人区一样。

不过这对张大千来说，却是如获至宝，他终于看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一切。

张大千与敦煌的情缘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当时还在上海艺专求学的他曾从他的老师李瑞清和曾农髯那里听说过敦煌。

1937年秋天，与张大千同校毕业的画家李丁陇，孤身一人，历经千难万险，前往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回来后举办“敦煌石窟艺术展”。

张大千前去观看，被那一幅幅精美的壁画勾去了魂魄，从此立志一定要去敦煌。

到达敦煌的当天晚上，张大千不顾路途劳顿，挑灯进入石窟参观，一个石窟接着一个石窟，一直参观到下半夜。

极度兴奋的张大千回到住处后，将原计划3个月的考察临摹调整为半年，后来又延长为一年，最终等他离开敦煌时，已经是两年之后了。

在敦煌，张大千整理文物，第一次为洞窟编号，临摹各种壁画共计276幅。这一切，均是在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完成的。

期间，张大千曾多次中途返回成都、重庆，不是休息，而是筹钱。

敦煌地处大西北，万里迢迢，沙漠深处，条件艰苦。张大千带着一队人马要在那里常年生活、绘画，需要长途购买物资、原料，还要雇僧侣、喇嘛、当地人做事，自然花钱如流水。

两年多的时间里，张大千总计欠下了5000两黄金外债，还不算他变卖的各种字画、家产。

1943年8月，“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在兰州首展。画展开幕当天，甘肃省各界名流出席，轰动极大。

1944年3月和5月，国民党中央教育部又在重庆两次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徐悲鸿、柳亚子、叶圣陶、沈君默等大批文艺界名流纷纷前来观摩。

《新华日报》这样报道展览盛况：

排队购票者长达一里多，一时万人空巷，观者如潮，山城轰动了……

国学大师陈寅恪看过画展后说：

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吾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

著名画家叶浅予评论：

投荒面壁近三载，他的大胆行动已超出个人做学问的范围，完成了只有国家财力才能做到的事，张大千在保护石窟和艺术研究上有先行者地位。

然而，也有很多人批评指责张大千，为了临摹不择手段，肆意破坏文物。

1942年12月5日，傅斯年、李济在给“监察院长”于右任的举报信中这样说：

张大千先生欲遍摹各朝代人之手迹，故先绘最上一层，绘后将其剥去，然后又绘再下一层，渐绘渐剥，冀得各代之画法。

事实上，对于张大千在敦煌的所作所为，于右任心中比傅、李二人更加清楚。

1941年中秋前后，于右任在西北视察时，特意绕道敦煌，去看望张大千。据于右任的随员、敦煌当地人窦景椿在《张大千先生与敦煌》一文中忆述道：

我随于右老由兰州前往敦煌，及驻军师长马呈祥等人。记得参观到一个洞内，墙上有两面壁画，与墙壁底层的泥土分离，表面被火焰熏得黑沉沉的，并有挖损破坏的痕迹……

从上面坏壁的缝隙中，隐约可见画像的衣履，似为唐代供养人像，大千先生向右老解释，右老点头称赞说：“噢，这很名贵。”但并未表示一定要拉开坏壁一睹。

当时县府随行人员，为使大家尽可能看到底层画像的究竟，手拉着上层张开欲裂的坏壁，不慎用力过猛，撕碎脱落，实则因年久腐蚀之故。

与张大千一起去过敦煌的谢稚柳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这样说：

我到敦煌之前，这两幅壁画的外层已经给张大千打掉了，所以我并没有亲眼看见打掉的过程，……要是你当时在敦煌，你也会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层已经剥落，无貌可辨，又肯定内里还有壁画，为什么不把外层去掉来揭发内里的菁华呢？

对此，张大千并不避讳，在《临摹敦煌画展览目次》中他曾叙述：

莫高窟重遭兵火，宋壁残缺，甬道两旁壁画几不可辨认。剥落处，见内层隐约尚有画，因破败壁，遂复旧观，画虽已残损，而敷彩行笔，精英未失，因知为盛唐名手也。东壁左，宋画残缺处，内层有唐咸通七载(公元866年)题字，尤是第二层壁画，兼可知自唐咸通至宋，已两次重修矣。

谢、张二人都是敦煌亲历者，他们的话有自辩的嫌疑，但也有更多现实依据。

敦煌多年失修，一有风沙侵袭，二有匪徒盗掘，三还曾被俄兵当成“野炊宝地”在里边生火做饭，很多地方都已岌岌可危，若不及时进行抢救整理，很可能就会坍塌于尘土之中。

从这点现实看来，张大千的“破坏性保护”似乎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话又说回来：任何形式的破坏行为都是不对的。

故此，1943年4月，在重庆中央行政院的敦促下，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给敦煌县长陈儒学发电报：

张君大千，久留敦煌，中央各方，颇有烦言。饬敦煌县长陈，对于壁画，毋稍污损，免滋误会。

陈儒学将电报转给张大千，并严加约束。

后来，张大千在结束临摹途经兰州时，又遭到国民党军事检查站的检查，无有异常后才准予放行。

就这样，张大千来到了敦煌，又离开了敦煌。

敦煌之行，开拓了张大千的眼界，对他的画艺长进帮助很大，其绘画风格的改变有确立，就是从此开始的。

从另一方面说，无论是张大千带回的临摹作品，还是其破坏壁画的风声消息，都让此前无人问津的敦煌，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

在于右任、梁思成、徐悲鸿包括张大千在内众人的奔走呼吁下，1942年9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正式成立。

对于那个年代的敦煌来说，张大千可以说，是有功也有过。

而且，关于某些破坏行为，也包含着很多无奈不得已。

总体来说，还是值得肯定的。

1943年3月，就在张大千离开敦煌前夕，另一个人以“服无期徒刑”的悲壮气概，万里跋涉，来到敦煌。

他叫常书鸿。

与张大千的“破坏性保护”相比，常书鸿才是真正的“敦煌守护神”。

常书鸿先生扎根大漠深处数十年，为保护敦煌遗产，贡献了毕生心血。

在他的带动下，夫人李承仙，女儿常沙娜，继任者段文杰、樊锦诗，也都成为保护敦煌的骨干力量。

2019年9月17日，樊锦诗获颁“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对于千年敦煌来说，这才是真正的福音。

相信在以后的岁月中，还会有更多的常书鸿、樊锦诗，而不是张大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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