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难时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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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难时代

筋野茜 、尾原佐和子 、井上词子 著

曹逸冰 译

序言

今天的日本人生活在一个结婚不易的“婚难”时代——

二〇一六年冬天，我就深切感觉到了现实的严峻。事情要从一张剪报说起。那篇报道是我写的，发表于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题为“别让她们放弃”。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婚姻的形式多种多样，婚恋观也因人而异，外人无法判断一桩婚事的好坏与对错。但是，对于女性因为环境压力而放弃婚姻与生育，比如担心因此被迫辞去工作，或陷入托儿所爆满、孩子无人照看的困境，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理。

写这篇文章时，我踏入社会不过三年，在朝日新闻社奈良总局工作，作为记者资历尚浅。那一年，我做了不少关于奈良县[1]婚恋问题的采访，这篇年终专栏文章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以“少子化、未婚化与晚婚化”为主题。

明明是十年前写的文章，却仿佛为当下的“未婚社会”敲响了警钟。如今，日本社会的婚恋问题没有得到丝毫改善，形势反而愈发糟糕了。年轻一代的就业情况比十年前更不景气，“不成家就不算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妈妈带孩子天经地义”的传统观念依然根深蒂固。事实上，五十岁之前没结过婚的男女在人口中的占比——即“终身未婚率”（详见后文）——在持续上升。未婚群体缘何不断壮大？我对这个现象的内情产生了好奇。

岁月如梭，转眼我也三十五岁了。二十五岁时，我全身心扑在工作上，几乎没有想结婚的念头。在专栏的最后，我如此写道：“通过采访，我对婚恋问题的理解加深了。希望这份经验有朝一日能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好像婚恋问题与我全无关系。

然而对已经三十五岁的我而言，“要不要结婚”逐渐成为最迫切也最现实的人生抉择。“要不要赶在时限之前生孩子”这个问题也不时在脑海中闪现。

我想好好梳理自己的思绪——借助深度报道的采写工作来完成是个不错的选择。

恰巧在同一时间，东村明子老师的漫画作品《东京白日梦女》引发了热议。故事的主角是三位三十三岁的单身女性，作者以诙谐幽默的笔触描写了她们的情感生活与职场故事。几位主角都爱做白日梦，张口便是“要是”“如果”这样的假设句，幻想在二〇二〇年东京奥运会举办之前步入婚姻。但这部作品并没有将“结婚=幸福”这样的价值观强加于人，因此主角们苦苦寻找答案的模样才倍显真实。我跟女主角年龄相仿，又是老乡，她还是个编剧，跟我一样靠笔杆子吃饭，读起来格外有代入感，所以我一下子就迷上了这部作品。

每逢新刊上市，大家都会热火朝天地进行讨论。“最新那期白日梦女看了没？”“这次也说到我心坎里了！”这部作品的受众不分男女，很快就俘获了大批读者的心，还被改编成了电视剧。不过，在剧版播出之前，因为许多原作粉丝认为制作方挑的演员“一看就是现实生活十分充实的人”，还曾闹出一场选角风波。这也侧面体现了作品的热度之高。

趁着日本社会因《东京白日梦女》对未婚群体和婚恋问题产生的浓厚兴趣，我认为现在正是报道相关问题的好时机。

于是我在生活报道部的选题会上提议，以“未婚社会”为主题开设专栏，进行一整年的纪实报道连载。资深记者尾原佐和子前辈（现为共同通信社新闻中心副主任）和师妹井上词子（现任职于共同通信社大阪分社社会部）立刻表示对这个选题感兴趣，愿意和我并肩作战。当时的部长给我们亮了绿灯，我们三人全力投入了这个项目。

我们最后敲定的专栏标题是“婚难之中”。是井上记者灵机一动，把“困难”改成了日语发音相同的“婚难”。简简单单两个字精辟地概括了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看到“婚难”二字写在备忘录上的一刹那，我有了十足的把握——“这项目绝对能成！”

“冻卵”“黄昏恋”“父母出面的代理相亲”……专栏涉及了一些媒体从未正面报道过的话题，也许正因如此，一整年的连载宣告完结时，我们的专栏文章已经被二十多家报刊转载，还被译成英文，登在外文期刊上。

《婚难时代》一书就是在这些专栏文章的基础上诞生的。在完善本书的过程中，我们试图从多个角度更加深入地描述婚恋问题与未婚人群的实际情况。

第一章聚焦单身男女的婚恋问题，我们将围绕“婚活”[2]展开报道，告诉大家“在今天的日本结婚有多难”。

第二章将深入探讨老年人的恋爱与婚姻问题。他们热情洋溢的话语与行动能让人深切地感受到，恋爱并不存在年龄限制。

在第三章中，我们将走近父母替子女物色结婚对象的“代理相亲”现场，一窥两代人价值观差异所造成的矛盾与冲突。

在第四章中，我们采访了几位在生育问题上做出不同选择的女性朋友。她们有人选择冷冻卵子，有人求助于精子库，也有人主动成为单身母亲……这些话题或许有些耸人听闻，但我们希望细致地呈现女性“盼望成为母亲”这一纯粹的念想。

第五章将聚焦“令和时代的婚恋”。我们本想用积极向上的内容为本书画上句号，然而二〇二〇年起，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人们的生活节奏被彻底打乱，婚恋活动也大受影响。因此我们额外做了一些采访，希望能为后新冠时代的生活提供一些启示。在本章，你将了解到一对疫情期间于线上相识的夫妇的故事，他们第一次在线下见面，就决定要走入婚姻殿堂。

由于上述各章的内容均基于已经发布的专栏报道，文中出现的年龄和数据原则上不做改动。

在将原有报道编辑成书的过程中，我们大幅增补了采访时的切身感受。很多时候，我们不由得超越了“记者”的立场，站在个人乃至女人的角度坦率地抒发感想。所以，为了让大家更理解我们的看法，在此先介绍一下我们三人的大致经历。

我出生于一九八一年，至今单身，没有婚史。我的老家是人称“小江户”的埼玉县川越市。父亲是公司职员，母亲是家庭主妇。比我小两岁的弟弟早已成家，和父母住在一起。初中到大学，我上的都是东京都[3]内的私立学校。二十一世纪初，我踏入社会时，恰好赶上就业冰河期[4]的尾巴，没能进入心仪的出版社，好不容易才在从小就知道的朝日新闻社找到一份工作。父母虽然担心懒散的女儿能否在外地独自生活，还是尊重我的选择，让我离开了家。

入职后的头三年，我都在奈良县度过。事实证明，当初对在外地生活的担忧真是过虑了，我很快就迷上了记者这份职业。刚开始工作时，我总是一大早就往警察局或警察家里跑，白天采访县内的新鲜话题，写成稿件；晚上跟采访对象、报社同事喝酒，每天都是过了午夜十二点才到家。通宵做案头工作，跟主任、前辈唱卡拉OK到天亮，也是常有的事，我甚至在奈良公园的长椅上和鹿一起打过盹。

后来我被调去了高松总局，二十八岁那年又被调到负责排版的编辑岗。之后，抱着“想做回记者”的念头，我离开朝日新闻，跳槽去了共同通信社，成了东京总社社会部的一员。

二〇一一年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岩手县受到海啸的严重影响，我被调到了岩手县盛冈分局采访灾害影响。在那儿的两年里，我直面人生问题与生死大事，收获了一段难能可贵的经历。

二〇一三年春天，我调入东京总社生活报道部。生活报道部的主要采访对象是厚生劳动省与内阁府的一些部门。厚生劳动省主管“社会保障”（包括医疗、照护、养老金、育儿等）和“劳动保障”（包括工作方式改革、非正式雇佣等）两大板块的事务，涵盖了“从摇篮到坟墓”的方方面面。在厚生劳动省的记者俱乐部，常常可以看到各大报社与通讯社围绕霞关[5]和永田町[6]展开激烈的采访大战。二〇一三至二〇一四年，我负责采访内阁府少子化对策担当大臣，对未婚化与晚婚化问题的兴趣也由此开始，因为二者正是导致少子化的主要原因。

二〇二〇年二月，大地震十周年的前夕，我远赴仙台分社，再次深度采访灾区。那是我第四次经历充满乐趣的外地生活，每天都和平成时代[7]出生的年轻记者一起工作，令我颇受启发。

我负责撰写本书第一、三、五章。我自认为恋爱经验跟周围人差不多，但要说自己的婚恋观就是“标准”的，却没什么信心。坦白地说，我甚至不知“怎么样才算标准”。但通过这一系列深度采写，我结识了很多人。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极大地拓宽了我的视野。

尾原前辈出生于一九六二年，一九八六年入职。那一年，《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正式生效，她称得上是“成长在均等法下的第一代”。我们初识之际，她是生活报道部的主任，主要负责每周更新的生活类阅读栏目“生活之眼”。她不仅要审读记者的稿件，还亲自跑采访、写稿子，更率先关注到“歧视孕妇”“性少数群体”等话题，对少子老龄化问题也有着独到的见解，是部门的首席专家。本书第二章由她撰写，主题是她关注已久的“老年人婚恋问题”。

井上记者比我小一岁，也在外地工作过，二〇一四年开始负责厚生劳动省养老金、劳动保障议题的采访。她性格坦率开朗，活力十足，休息日喜欢攀岩登山。因为年龄相仿，我们成了好拍档，经常交流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她长期关注未婚社会议题，擅长从“年轻人的婚恋”“生育”等角度展开探讨。她撰写了本书的第四章“盼望成为母亲”。早在连载期间，这方面的报道就收获了巨大反响。

在本书中，各位读者将看到各种各样的人生与形形色色的价值观。其中并不存在绝对的正确路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追求幸福。

这就是我通过采访总结出来的“答案”。

希望本书可以清晰地勾勒出未婚社会的现状，帮助大家打破世代与立场的隔阂，认可彼此对幸福的定义。

筋野茜

[1]日本有47个一级行政区：1都（东京都）、1道（北海道）、2府（大阪府和京都府）、43县，其下再设市、町、村，日本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

[2]“婚活”一词最早出现在日本社会学家山田昌弘的《婚活时代》中，是“结婚活动”的缩略语，泛指“为了找到结婚对象所做的事”，比如对内积极提升自己，参加化妆、健身或沟通方面的课程，对外积极相亲、约会交友等。

[3]“东京都”与“东京”为不同概念，包括东京23区、多摩地域与岛屿部这三个部分。

[4]指2000年前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人们就业困难的时期。

[5]日本政府机关聚集地。

[6]日本首相官邸与国会议事堂的所在地。

[7]日本有以天皇年号来划分时代的纪年方式，平成时代（1989年—2019年）对应明仁天皇年号，前承昭和时代（1926年—1989年），后启令和时代（2019年至目前）。

第一章

“结婚”有多难？

筋野茜

何为“寺院联谊”？

“街区联谊”“高尔夫联谊”“御宅族联谊”……形形色色的婚活遍地开花，十分热闹。

聚焦未婚社会的连载专栏“婚难之中”即将启动之际，为了找到正在参加婚活的单身男女进行采访，我想到了一年前做另一个专栏时采写过的“寺院联谊”。所谓“寺院联谊”，就是由僧侣主持的相亲活动。日本人往往把“寺院”和“葬礼”“法事”联系在一起，但如今的寺院却成为渴望婚姻的单身男女蜂拥而至的地方。当时我从一位女性朋友那里听说了“寺院联谊”，不禁心生好奇，决定做一篇报道。

我联系上了东京都内的一座寺院。负责人告诉我，参加寺院联谊的人平均年龄为三十四岁，男性与女性的比例为三比五。活动刚开始时，会场的气氛庄严肃穆，大家在住持的带领下诵读《般若心经》，“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听得忐忑，心想：待会儿还聊得起来吗？好在住持是讲经布道的专家，很快以巧妙的话语活跃了会场气氛，让来宾迅速打成一片。

我采访了几位女士，问她们为什么参加寺院联谊。一位办公室文员（三十九岁）表示：“身边的人基本已婚，平时又没有认识异性的机会，实在无路可走了。我觉得寺里的师父肯定比较热心，就报了名。”还有一位派遣员工（三十七岁）表达了这样的期许：“朋友在网上相亲碰到了骗子，让我有点害怕。来寺院相亲的人应该比较正派。”

寺院联谊人气高涨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人们比较信任寺院，二是参与门槛低，报名费只需几千日元。此外，我发现许多人都参加过一对一相亲、线上相亲与相亲派对。也许是因为一部分三十至五十岁的人厌倦了根据长相、年龄和收入来挑选对象，而寺院联谊正好符合他们的诉求。在住持讲述关于缘分的佛法时，有的女士甚至眼含热泪，似乎是想起了过往经历。那次采访让我意识到，寺院联谊不同于寻常的相亲活动，参加者对待婚姻的态度都要更诚恳些。

我立即联系了滨松市龙云寺的木宫行志住持，他也是寺院联谊主办方“吉缘会”的秘书长。木宫住持曾为正在物色伴侣的朋友出谋划策，从而产生了举办寺院联谊的想法。二〇一〇年，他与静冈县的寺院合作，将想法付诸实践。如今，寺院联谊已经推广到日本各地。木宫住持希望在人与寺院的关系愈发淡漠的当下，通过举办相亲活动广结善缘，加强与年轻一代的联结。

木宫住持很快便答应帮我联系寺院联谊的参加者，询问是否有人愿意接受采访。受访者可以匿名，但我们的问题难免涉及隐私，比如年龄、收入、学历和恋爱经历。会有人愿意面对记者的刨根问底吗？

我本以为，能有一两个人回应就很不错了。然而，结果大大超出我的预期。一连多日，表示愿意接受采访的邮件纷至沓来，共有四十多封。发件人几乎都是女性。

我在邮件的字里行间读出了殷切的期盼。“我找过婚介机构，可一直没遇到合适的人”“父母身体不好，我想早点定下来”……甚至有一位四十岁的女士半夜用手机写了一封近万字的邮件，标题是“我的婚活为什么处处碰壁”。我没想到她们愿意对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如此袒露心迹，不禁感到惊讶。“没人理解我，太难受了”“无法跟任何人商量”“周围的人都已结婚”……她们的话让我意识到，有些事可能不方便告诉亲朋好友，对记者倾诉反而没有心理负担。我就此生出希望，正式开始了采访。

接下来，就分享几则采访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例。

想当家庭主妇

爱子（化名）居住在首都圈，习惯化淡妆，穿浅色系衣服，气质优雅。我们相识的时候，她刚满四十岁。每次见面，她都会面带着微笑跟我分享近况。“很有教养”是她给我的第一印象。

我之所以想把她的故事写出来，是因为她与我分享了自己的家庭背景，而它与一个人的婚姻观密不可分。

*

二〇一七年二月，爱子参加了吉缘会在东京都中央区举办的寺院联谊。当天有一百六十名男女到场，他们大多四十来岁。联谊会开始后，参加者拿着写有职业、兴趣爱好等信息的卡片做自我介绍，时间一到就轮换座位。每一轮的交流时间只有五分钟。

“四十多岁的男人果然比较显老……”

“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

与男士一对一交流的过程中，爱子的心渐渐沉了下去。令人心跳加快的恋爱与两情相悦的婚姻，似乎离她越发遥远了。

过去十年，她一直在某家中型公司担任总裁秘书。头衔看似光鲜，但她其实是派遣员工[1]，年薪还不到三百万日元[2]。刚入职的时候，公司提过转正的事，后来却因整体业绩不佳而被无限期搁置。

“做这份工作只是为了糊口。我年轻时设想的生活完全不是这样。”

爱子上小学时很喜欢看电视剧《空中小姐》。自那时起，当空姐就成了她的梦想。为了替将来打好基础，她大学选了英语专业，毕业后虽然换过好几份工作，但一直在坚持报考航空公司。可是航空公司招人有年龄限制，她不得不在三十岁时哭着死心。她那一代人正好遭遇了泡沫经济破灭后的就业冰河期，工作机会寥寥无几。要是没当上正式员工，就再也没有翻身之日。处于这样一个等级森严的“格差”社会，爱子只能在夹缝中勉强维生。

事实上，爱子并非一心追求事业，成为家庭主妇才是她最想做的事。

“我没有能力兼顾事业和家庭，所以更想专心为家人烹制美味的饭菜，做他们坚实的后盾。”

她还认为母亲最好留在家里，多陪伴孩子。

爱子是家中长女，父亲是公司职员，母亲是家庭主妇。母亲对子女的教育十分严格，又做得一手好菜。在爱子眼里，父母是模范夫妻，她从小就常见父亲开心地享用母亲精心烹制的菜肴、赞不绝口的画面。所以，虽然现在独自生活，她却从来不吃冷冻食品和超市熟食，而是坚持亲自下厨。

父亲在她眼中是善良、幽默、可靠的代名词。爱子心底一直有个念头—“要找爸爸那样的老公。”然而二〇一一年三月十一日，东日本大地震引发了史无前例的大海啸，夺走了爱子视作模范的男人。

当天下午两点四十六分，在东京上班的爱子感受到剧烈的摇晃。而爱子的父亲（时年六十二岁）当时恰好趁着出差回了宫城县海边的老家。

爱子在公司的电视上看到了海啸吞噬小镇的可怕画面。她虽然有些担心，却觉得父亲肯定去了避难所。但三天过去，五天过去……一个星期过去了，她仍然联系不上父亲，这时不祥的预感开始爬上心头。两个星期后，爱子在停尸房见到了父亲。人们在废墟中找到了他的遗体。

爱子的结婚意愿一直很强烈。她为自己勾勒的美好未来是，三十岁之前辞职结婚，正式出嫁前对父母行大礼、感谢他们多年的养育之恩。父亲生前时常半开玩笑地对她说：“你可得赶紧结婚啊！”但爱子更希望顺其自然找到缘分，没有刻意相过亲。

“我没能在爸爸活着的时候结婚，也没让他抱上孙子……爸爸，对不起……”

面对父亲的遗体，爱子自责不已。她看着父亲十多年前在白色情人节送她的项链，泪如泉涌。“要是早点参加婚活就好了。”

两年后，爱子才慢慢从伤恸中恢复，正式加入婚活大军。

然而，这时爱子已年近四十，重重壁垒挡在了她的面前。她不是正式员工，收入微薄，积蓄也不多，参加一次相亲活动的成本却高达数千日元，因此她能够参加的次数十分有限。哪怕她愿意参加，也时常被“三十五岁以下”“三十九岁以下”的年龄条件拒之门外。她感到婚活市场的男性很介意女性的年龄，后续的生育问题也许是他们的顾虑所在。

她希望未来伴侣的年薪至少有五百万日元，这样自己才当得了家庭主妇。然而，通过相亲认识的男性往往达不到这个条件。

爱子感到困惑。“在低收入社会想当家庭主妇，莫非是一种奢望？”

*

关于爱子的报道登上了本地报纸，反响热烈。

一位四十多岁、家住青森县的男读者发来感想，说：“跟我的经历一模一样。”他也想像父母那样组建温馨的家庭，却迟迟遇不到合适的对象，这令他产生了深重的负罪感。“做儿子的，就该趁父母在世时成家”——他的字里行间透着一股悲壮。还有人把报道的照片发到推特上，配文“把我给看哭了”。

爱子对父亲的爱也触动了她父母那一辈的读者。一位年过古稀的男读者通过传真发来祝福，表示“希望她找到理想的人生伴侣”。但也有已婚女性发邮件来批评爱子，说她“要求太高”，劝她将就。尽管我对此早有预料，可看到她们说得那样斩钉截铁，还是非常无奈。这样自以为是地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难道不会让未婚人士彻底寒心吗？

一年后，我再次见到爱子，了解了她近来的经历。

[1]指与劳务派遣单位而非用人企业签订合同的员工。

[2]100日元通常折合5到6元人民币。日本平均年收入约为400万日元，因此300万较低。

条件是“年薪五百万以上”“合眼缘”

二〇一七年夏天，爱子工作了十多年的中型公司通知她，不会再和她续约，原因是一名休育儿假的正式员工要复工了。她只能一边上班，一边寻找下家，却没什么感兴趣的岗位。她试着投了几次简历，却也得不到面试的机会，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刷下来。几番折腾后，她的心情十分沮丧。

同年九月，她在朋友的建议下找到一家婚介机构，支付了十万日元会费。她期待自己能尽快定下婚事，成为家庭主妇，不必再找工作。

爱子开出的条件是：①年纪相仿；②年薪五百万以上；③爱好相近；④长相合眼缘。她向六十名男会员发出了交往申请，却只跟其中一人走到了面对面相亲的阶段。条件较好的男会员都想找二三十岁的女性，主动向她发出申请的男性都年纪偏大、收入偏低。

“说不定有缘分呢。”抱着这样的心态，她在酒店的茶吧见了其中几位，却话不投机，全程痛苦不堪。环顾四周，只见不少二三十岁的男女也在相亲，似乎相谈甚欢。

“我到底在干什么……”爱子十分失落，注销了婚介机构的会员。

二〇一八年，她总算在东京的一家小型公司找到工作，挣扎十七年后，终于当上了正式员工。新工作会用到她擅长的英语，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处理文书和数据。她其实觉得这样的工作没什么价值，每天都想辞职。但她毕竟摆脱了随时可能被解雇的不稳定状态，心里还是感到宽慰不少。

对爱子而言，婚姻是安心与幸福的象征。她虽不再参加相亲活动，却也没有独自过一辈子的打算。她决定不轻易妥协，继续努力在日常生活中寻觅让她感到心动与爱的伴侣。

*

后来，因为工作任务越来越重，令她几乎没有余力找对象，爱子便离开了那家小型公司。她又换了份非正式员工的工作，并利用业余时间考资格证书。

采访期间，爱子说过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找对象和找工作挺像的”。言外之意是，“选不选你由对方决定，事情未必会按自己的意愿发展”。我对此颇有共鸣，因为我也是就业冰河期的亲历者，那种本以为有希望，最终却遭到拒绝的滋味非常难受。要是这种事多次发生且持续多年，的确会给当事人带去无尽的痛苦。但本来不抱希望，却意外成功的情况也可能存在。衷心希望爱子收获她想要的幸福。

半年学费三十万的可疑培训班

与女性相比，愿意接受采访的男性寥寥无几。

我在吉缘会的相亲会场与男士搭话时，他们甚至不愿与我进行眼神交流，张口就是“不用了”“不想让人知道我在相亲”。我发觉，相亲的女性往往有几个“战友”，可以互相倾诉烦恼，分享最新信息。而男性相亲大多“偷偷摸摸”，瞒着同事和朋友。

就在这时，一位男士告诉我，为了自我提升，他支付了三十万日元的学费，报了一个为期半年的婚活培训班。

培训班的男讲师负责传授恋爱诀窍（比如“如何抓住女人的心”），后期还有实践环节：让学员去百货商店或购物中心，找几十名女店员搭话，美其名曰“练习与异性沟通”，其实就是“通过搭讪锻炼胆量”。

我咨询了一位在商场女装部工作的女性朋友，是否真有男顾客找她们搭讪，她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还说多的时候每个月甚至有十来个。他们不买东西，只为搭讪而来。

朋友无奈地说：“他们一上来就说‘你真漂亮’‘跟我约会好不好？’，还挺吓人的。但毕竟是顾客，又不能赶他们走，只能苦笑着应付过去。这样搭讪就是自欺欺人，怎么可能找到女朋友。”

说回上面那位男士。他认认真真上了每一堂课，然而课程临近结束时，讲师打起了广告，说“再付三十万日元就能得到女性专家的指点，学到更为实用的恋爱技巧”。他起了疑心，觉得自己的钱打了水漂。而他那个班里真有人又付了三十万。

采访过程中，我得知一些所谓的婚活培训班专门瞄准对婚姻抱有很高期待、不惜一切代价寻找完美伴侣的人。后来，我向另一家婚活机构提起那位男士报的培训班，他们立刻表示那几乎等同于诈骗，很多人都心知肚明。此类培训班会在课程结束前把讲师的熟人介绍给学员，宣称“有机会跟赛车宝贝约会”“AV演员教你怎么吸引女人”，好让学员再额外支付三十至五十万的学费。

这样的“培训班”显然不可靠，然而总有急于求成的学员忍不住报名。一些人甚至幻想能和讲师介绍的女性走到一起。而且，许多男性没把自己参加婚活的事告诉周围的人，所以遭遇骗局也没人劝阻。

还有一家机构一边办婚活培训班，号称学员能收获“专家”的指导与建议；一边在网上开“婚活咨询师”的培训班，宣称“每月只需要工作几天就能赚到×百万”“新手也不怕，只需照着员工手册念”。俨然把婚活当成了摇钱树。

面向女性的婚活培训班则倾向于营销“玄学”元素。我在采访过程中结识了自由撰稿人桃子（四十一岁，化名），她报过许多昂贵的培训班，收费在三万至十万日元不等。她眼神热切地告诉我，“我觉得不提升自己的内在和外在，就不可能结识高水平的异性”。她贴身戴着一条标价八万日元的粉色“能量石手链”，只有培训班学员才能购买，据说能帮助佩戴者识别与自己“气场相合”的异性。

桃子还参加过由占卜师主讲的培训班。这位占卜师有“透视前世”的本领，能帮学员分析相亲不顺的原因。会场位于东京都内，当天有一百位女会员慕名而来，气氛十分热烈。我问：“占卜师给所有人都算了命？”桃子告诉我，只选了十来个人作“代表”，但大家都被“大师”精准的分析震撼，连连惊叹“太准了！”“竟然连这种事都能算出来！”。其他人如果想请“大师”指点，需要额外支付数万日元，“大师”会通过邮件为她们解读命运。

据说，桃子的前世是“设计师”。她喜滋滋地告诉我，“大师”给出的建议是，“你这一世太介意常识和世人的看法，无法展现自己真正的魅力，如果能像前世那样彰显个性与自我，就会遇到完全接纳你、对你体贴呵护的有钱人”。我无法理解前世与婚姻的关联，但从这个例子确实能看出，病急乱投医的女性朋友何其多。

为寻觅理想伴侣“东漂”十年

第三位要介绍的女性朋友名叫志保（四十岁，化名），老家在九州，为寻觅理想伴侣远赴东京，截至采访时，她已经做了整整十年的“东漂”。她留着乌黑的长发，脸上总是带着和煦的微笑，对吸引异性的小窍门颇有研究。志保行动力很强，有一次我告诉她最近流行某种相亲活动，她第二个月就去尝试了。这样一个看似“好嫁”的人为何会在婚活这条路上挣扎十年？我想探究其中的原因，便提出了采访的请求。

大学毕业后，志保进入了九州本地的一家建筑公司。二十四岁那年，当时的男友因为她走路走在了自己前面而勃然大怒。志保据理力争，他却骂道：“一个娘们意见还挺多！”志保一气之下就分了手。

“我想在三十岁之前结婚。去东京也许能认识更多优质异性。”二十九岁时，志保抱着这样的想法移居东京。她打算尽快结婚，便以派遣员工的身份进了一家金融机构，没想到却被工作与大城市的生活耗尽了精力，毫无余力结识异性。两年后，公司没有跟她续约。

接下来，志保进入职校学习会计课程，但因为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机的冲击，她还是无法找到长期稳定的工作。每次去中小企业面试，面试官都会直截了当地问她有没有结婚计划，还表示“要是你一进来就休产假，我们就难办了”。这令她深切感受到了女性在换工作时深陷的困境。

二〇一〇年，她找到了工作，依然是非正式员工，只能在东京住着月租五万日元的廉价公寓，勉强度日。

三十岁后，志保正式加入婚活大军。可是她参加的相亲活动收效甚微，一次要见三十多个人，连名字和长相都记不清楚。她也跟父母、亲戚介绍的人相过五次亲，却始终没有心动的感觉。再后来，连亲戚都不再给她介绍了，因为“男方父母想找更年轻的姑娘”。

志保曾在寺院联谊会上认识一个同龄人，和他一起开车兜过风。对方住在外县，寡言少语，但工作稳定、性格谦和。志保感到自己渐渐被其吸引。

正式约会之前，他们每天都会互发信息，可约了一次会之后，对方再也没有回复过她。志保百思不得其解，以为是自己做错了什么，惹人家不高兴了。最终，她鼓起勇气发了一条信息，请对方如实相告。过了好一阵，对方才回复信息，正式拒绝了她，“我决定和寺院联谊会上认识的另一个女生交往了”。绕了一圈，她又回到原点。

“没想到结婚这么难。”志保露出心酸的苦笑。

移居港口小镇寻觅人生伴侣，然而……

志保之所以急于结婚，是担心生育的年龄限制。

二〇一六年，她查出了子宫肌瘤，在一家大型医院的妇产科做了手术。那段时间，她亲眼看见许多夫妇到医院治疗不孕不育。她还参加了面向女性的保健讲座，了解到生育风险与年龄之间的关系，越发感到焦急，认为自己得尽快把孩子生了。她七十岁的母亲独自居住在九州，曾这样提议：“不结婚就回来跟妈一起住吧。妈有养老金，总有办法过日子的。”

“妈妈肯定也很担心我。可我不想太依赖她。”

各方面的压力堆积，让志保喘不过气来。

一眨眼，她已经十多年没交过男友了。请朋友和同事帮忙介绍，却被评价“你大概太挑了”。可她自认为不算挑剔，只是比较在意各种细节，比如对方抽不抽烟、酗不酗酒，身材和礼仪如何。“我希望得到家人的祝福，所以想找个正正经经的人。”她也向心仪之人表白过，但没有成功。男同事曾说“你看着就像能独自过日子的人”，于是志保三十五六岁时开始尝试改变形象，换了更显温柔的发型和穿衣风格。

她一直都在琢磨“怎样才能被心仪之人选中”，为步入婚姻不懈努力。

二〇一七年三月底，公司不再与她续约。一位熟人得知后，为她介绍了一份新工作，但需要双休日上班，工作日休息。她担心无法参加双休日举办的相亲活动，犹豫许久还是婉拒了。回过神来，她发现自己已经在东京漂泊了整整十年。

后来，志保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为寻觅人生伴侣，她搬去了日本西部的一座港口小镇。从东京出发，要先坐飞机，再换电车，颠簸四个小时才能抵达。

志保觉得小地方也许会有热心人帮忙介绍对象，于是下决心报考了人生地不熟的小镇的政府特聘职员。二〇一七年秋天，她来到了那片陌生的土地。

然而，她的期望落了空。

志保的同龄人大多已在二十多岁结婚生子，同事几乎都是已婚人士。她认识了一些务农的男人，但对方收入都不太稳定。当地人惯用“媳妇”“婆婆”“长子”这些带有陈旧观念的词语，也让她不太舒服，毕竟在东京没有这种说法。

为了多给自己制造机会，志保也在线上平台积极探索，认识了一个住在外县、比她小两岁的男人。他们一度发展到了每天联系的程度，还在圣诞夜成功约会。

然而元旦一过，志保突然收到他的信息，说：“我有点介意你的年龄，毕竟我是想要孩子的。”志保试图说服他，表示“只要积极治疗，四十多岁生孩子的也大有人在”，但对方还是无法接受。

“之前明明相处得挺好……我实在不懂男人的心思。”志保叹息。

政府特聘职员签的是定期合同，月薪到手只有十五万日元左右，志保的生活并不宽裕。连续加班或出差也是常事，她因此累病了好几次。志保坦诚地告诉上司，如果结不了婚，她不打算继续在这里住下去。

志保并不后悔离开大城市。东京的竞争对手太多，她也没能和心仪的异性走到一起。关于邂逅、婚姻、生育的信息铺天盖地，几乎将她淹没，让她无比焦虑。小镇生活少了些刺激，但至少可以静下心来过日子。

我也在外地城市工作过一段时间，刚回东京时，同样被风头正劲的“婚活热”深深震撼了。热衷于参加婚活的人（尤其是女性）拥有惊人的情报网，知道“××婚介机构有很多高收入的会员”“参加××区域联谊的人层次比较高”。采访过程中，我发现许多人在与周边人的比较中迷失了自我，甚至对婚活产生厌倦，没有动力再采取行动。还有人好不容易找到了男友，却仍然不断地参加相亲派对，希望有更好的选择……为了过上幸福的生活，她们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投入婚活，这样的结局好像是本末倒置了，令人唏嘘。

志保并不打算回东京，而是考虑搬去人口更多的外地城市。

“我还是无法放弃婚姻。”

*

我去那座港口小镇见过志保一面。自从移居东京，婚活一直是她生活的一部分。搬到外地后，她也坚持参加相亲派对，但我觉得她的表情已经不像在东京时那样紧绷了。

见面之前，我其实很担心她能否适应陌生的环境。所以碰面后我告诉她，“看到你这么精神我就放心了”。

但最终，志保没能在外地城市找到工作，只好回东京就业。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发不出奖金，使得她没有勇气参加高成本的相亲活动。不过，她的心态依然积极，没有放弃婚活。

举办过多场寺院联谊的吉缘会也受到疫情冲击，二〇二〇年二月后停办了线下活动。

木宫住持认为大环境越困难，就越有他的用武之地。他推出了面向会员的线上佛法讲座，为人排忧解难，有烦恼的会员可以发邮件来咨询。反响热烈得出乎意料，他收到了一百多封邮件，内容不仅限于婚恋问题，也关乎人生的其他烦恼，比如“因为疫情没了收入”“失去了活下去的力气”。木宫住持表示：“许多人的生活因疫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没有余力考虑婚事了。寺院希望能在这时挺身而出，向那些一筹莫展的人伸出援手。”

四分之一的男性“终身未婚”

许多读者可能了解过“终身未婚率”这个概念，它指“五十岁前从未结过婚的男女在人口中的占比”。厚生劳动省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的调查结果显示，二〇一五年日本的终身未婚率是男性23.37%，女性14.06%。换言之，近四分之一的男性和七分之一的女性与婚姻无缘。[1]如今日本政府部门已不再使用“终身未婚率”一词，因为“终身未婚”会给人以“五十岁后也一直未婚”的印象，产生误导。但为了便于叙述，本书将沿用这一术语。

终身未婚率基于全日本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出，每五年公布一次（二〇一〇年之前是每十年公布一次），自一九七〇年以来不断上升（当时男性为1.7%，女性为3.33%）（详见图1）。其中，冲绳县男性终身未婚率最高，达26.2%。女性则是东京最高，为19.2%。

图1　节节攀升的终身未婚率

本图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人口普查报告》、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数据制成

终身未婚率的上升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二〇一八年，内阁府针对未婚人群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深入了解受访者的处境。该调查通过网络实施，受访者均属于“有结婚意愿但尚未结婚”的人群，总数约四千人，年龄在二十到四十九岁之间，男女皆有。

问卷中有一道多选题，问“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考虑结婚”。勾选“手头宽裕”的受访者最多，达42.4%。这也从侧面证明，非正式员工的占比高达四成、越来越多的人收入不稳定是导致“婚难”的一大因素。

另外，36.1%的受访者选了“有机会认识异性”，30.6%选了“心态从容”，30.5%选了“遇到符合条件的对象”，28.4%选了“感觉到结婚的必要性”。

调查还发现，多达46.8%的受访者有意愿结婚，却遇不到合适的对象。而其中约60%的人没有为寻觅伴侣采取过任何行动。只有18.8%的受访者“曾请亲朋好友介绍”，12.2%的受访者“努力改变自己的外貌形象”。可见态度被动、未做任何努力的人占了绝大多数。

顺便一提，无论在哪个年龄段，不作为的男性都远多于女性。在接受共同社采访时，一位内阁府官员也表示“许多人没有机会结识异性，无法积极采取行动”，间接承认了在恋爱方面态度消极的食草男[2]的存在。

[1]日本2020年进行的最新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终身未婚率仍在上升，男性达到了25.7%，女性达到了16.4%，相当于四分之一的男性与六分之一的女性五十岁前未婚。

[2]日本流行文化语，又称草食系男子，指像食草动物一般温和、在感情关系和人际交往上较为被动的男性。

谨防性骚扰

值得关注的是，“请同事或上司介绍过对象”的受访者只有4.7%。

通过工作相识相恋，一直以来都是通往婚姻的重要途径。在以前，两个人由上司和业务伙伴牵线搭桥、最终走到一起的情况十分常见。然而近年来，人们的价值观日趋多元，上司给单身下属介绍对象有被定性为性骚扰之虞，所以越来越多的企业不建议员工这么做。

我也围绕所谓的“婚活骚扰”（即上司打探单身下属的情感生活）进行过采访。一些人或许会感到诧异：“这也算骚扰吗？”事实上，如今这已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需要小心谨慎对待。

“婚活骚扰”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二〇一六年。当时日本政府为遏制少子化趋势，有意建立一套奖励制度，鼓励那些大力支持员工结婚生子的企业，还创立“婚恋导师”制度，鼓励已婚上司帮助单身下属走进婚姻。消息一出，网上一片哗然，有人说这是“国家把价值观强加于人”，有人说这是“政府层面的性骚扰”，最终迫使日本政府取消这一计划。

最终，内阁府在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发布了面向企业、组织和地方政府的建议，其中并没有提到奖励制度与“婚恋导师”制度，只说“不能将特定的价值观强加于人”，强调要“尊重个人意愿、注意价值观的多样性”。内阁府的一名高级官员如此透露：“比起建议的内容，不让网民批评我们性骚扰更重要。”

最开始听说日本政府有意创立“婚恋导师”制度时，我也无比惊愕。

日本政府希望由企业指定管理人员担任婚恋导师。问题是，有多少员工会向职位比自己高的人敞开心扉，探讨个人生活？而且管理人员的言论稍有不当，就可能被扣上性骚扰的帽子。这样的制度显然不可能长久。

关西某家保险公司的人事经理告诉我，他有时会收到单身员工的建议，请求公司多举办一些内部活动，帮他们制造结识异性的机会。但他也指出了自己的难处，“公司很难出面组织这样的活动，因为稍不留神就会被当作性骚扰。”许多公司连帮员工牵线搭桥都瞻前顾后，又怎么可能施行“婚恋导师”制度呢？通过这场闹剧，我们也能看出，日本政府声称要大力打击各类骚扰，却对现状一无所知。

千万别说“你没有男/女朋友吗？”“你都×岁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佐贺县于二〇一七年十一月率先编撰了《婚恋通识读本》，总结了企业鼓励员工结婚生子时可参考的注意事项，还列举了一些可能被认定为性骚扰与职权骚扰的例子。

一、对方不愿多讲，却非要问“你不打算结婚吗？”“你没有男/女朋友吗？”；

二、随便批评别人“都×岁了还不结婚，肯定不正常”；

三、强邀对方参加相亲活动；

四、四处宣扬对方在参加相亲活动。

佐贺县政府负责人表示，“推出这份读本是为了让企业放心大胆地支持员工婚恋”。

诚然，前文提及的内阁府问卷调查中，有37.6%的受访者认为结识异性的理想方式是“通过职场与工作”，但“结识的方式无所谓”也紧随其后。

采访过程中，我认识了家住静冈县的花菜（三十六岁，化名）。她也叹气道：“要是公司里有过去那种热心做媒的人就好了。”虽一直在物色合适的对象，她已有五年多没交过男友。她在某汽车厂商工作，同一集团的兄弟公司有很多单身男士，可惜并没有机会认识。几年前，她下定决心，请上司帮忙介绍，结果上司一口拒绝，“这稍有不慎就成性骚扰了，我可不想惹麻烦”。不过，花菜确实不喜欢别人打探她的情感生活，或是到处宣扬她在相亲。由此可见，给下属与同事牵线确实需要把握好微妙的度，非常考验技巧。

我也琢磨过身边是否有人担得起“婚恋导师”的重任。

但想来想去，每个人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有的人人脉广，但口风不严。有的人容易说多余的话，出口伤人。能把握好度的人寥寥无几。

大城市？小地方？

终身未婚率有着很大的地域差异。总的来说，大城市所在区域的女性终身未婚率较高，男性则是日本东部较高。许多地方政府官员表示，他们也不清楚确切的原因。但我们能透过数据一窥各地的背景情况。

二〇一五年，日本平均终身未婚率为男性23.37%，女性14.06%。女性是东京最高（19.2%），福井最低（8.66%），相差一倍有余。男性则是冲绳最高（26.2%），奈良最低（18.24%），相差近八个百分点。

东京、北海道、大阪、福冈、京都等大城市所在的都道府县，在女性终身未婚率排行榜上均占据高位。其中，北海道以17.22%排名第二。一位负责制定婚恋援助政策的官员分析道：“札幌市的终身未婚率很高，拉高了整体数值。”据说，北海道有许多女性因升学或就业而选择定居札幌。官员告诉我，“北海道人向来就没有太大的结婚压力。特别是在札幌，单身人士非常多，也许这就是女性不太着急的原因”。

福冈县育儿支援科的负责人则这样分析道：“本县的女性终身未婚率偏高，可能与女性人口多于男性有关。”据说这是因为福冈市有许多学校，服务业也相当发达，吸引了不少九州其他地区以及邻近的山口县的女性前来。

而男性终身未婚率最高的十个区域中，有八个集中在日本东部。排名第二的岩手县（26.16%）于二〇一五年在县内各地开设了“婚恋援助中心”。在县首府盛冈市，前往该中心登记的男女人数大致相同，但在农业和渔业较为发达的山区和沿海地区，男性占比更高。县政府官员表示：“这说明从事第一产业的男性缺少结识异性的机会。”

在盛冈分局工作时，我每次去岩手县的渔村或农村采访，都会有老年女性问我多大年纪、结没结婚。当地单身男性特别多，男性结婚难、家业后继无人是日本东北地区由来已久的问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许多人家娶了来自菲律宾和中国的女性作为“长媳”。东日本大地震和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后，不少外国媳妇带着孩子逃回了她们的祖国。那些老年女性的儿子不是长年单身，就是老婆孩子离开了日本，所以她们想物色媳妇给家里传宗接代。我问她们的儿子年纪多大，得到的回答基本都是“五十岁以上”。这也侧面反映出日本人口稀少地区的窘境——因为少子老龄化，这些地区的第一产业正在迅速萎缩。

我在岩手县还有一段难能可贵的经历。

大地震发生半年后，我采访了一位五十多岁的灾区男性居民。他在逃往高地的途中，眼睁睁看着妻子被海啸卷走。接受采访时，他颇为平静地讲述了与妻子相识相知的经过，以及他们婚后的生活。但临别时，他喊住了我，诚恳地说：“请别怪我多管闲事。如果你遇到了喜欢的人，就和他在一起吧。虽然总有一天是要分开的，但我觉得夫妻之间的爱情与亲情是无价之宝。”

有各种各样的人跟我讲过结婚的好处，可我总觉得他们的说法有些强加于人，总是不为所动。而眼前这个人虽然因为突然失去挚爱而无比痛苦，却依然庆幸自己当年结了婚，他的神情因此深深烙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年轻女性倾向于聚集在生活便利、娱乐活动丰富的大城市，而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从事第一产业或继承家业，大多留在本地生活。这或许是导致终身未婚率产生地域差异的原因之一。

不过，在一些地区，不论男女，终身未婚率都较低。福井县素有“婚恋先进县”的称号，女性终身未婚率为全日本最低，男性终身未婚率也排在倒数第三。一位县政府官员表示：“在福井县，三代同堂或住得很近的情况比较普遍，年轻夫妇往往是双职工，有助于为生活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可能正因如此，大家结婚的意愿比较高。”

滋贺县则是男女终身未婚率都位居倒数第二。相关负责人告诉我，“滋贺尤其受正在养育孩子的家庭欢迎，因为从这里去京都、大阪和神户上班都相当方便，自然环境也很好。也许久而久之就拉低了终身未婚率”。

另一方面，冲绳县男性的终身未婚率全日本最高，女性则位列第五。主管这一领域的官员颇感困惑。“确实有数据显示冲绳的非正式员工比例偏高，但我们也无法断言终身未婚率居高不下的原因是什么。”

两天一夜的相亲移居旅行团

大城市蓬勃发展，日新月异；小地方却是人口不断减少，日渐衰败。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各地政府纷纷采取行动，为平时并无机会相识的城乡男女组织婚活。我听说某地政府策划了为期两天的“相亲移居旅行团”活动，参团者不仅能遍览当地的旅游景点，享受无微不至的服务，还有专家提供高水平的恋爱指南。于是我也去体验了一番。而这两天的体验，让我得以窥探到为寻觅心仪伴侣孤注一掷的单身男女的心声。

*

二〇一七年三月，新潟县十日町市仍是一派银装素裹的景象。

一大早，家住周边城镇、年龄都在二十六至四十二岁之间的十四位单身男士齐聚会议室。两天一夜的相亲活动即将拉开帷幕。而他们的任务，是在来自首都圈的女性参团者抵达之前听一场讲座，学习“如何才能被女生选中”。

“别怕丢人！别怕被嘲笑！”

四十三岁的主讲人高桥宗介讲得眉飞色舞、手舞足蹈。这位“婚恋大师”对心理学及相关学科颇有研究，在日本各地举办过婚恋领域的讲座与培训班。他还开办了一所名为“婚恋学院”的培训学校，同时也是视频网站的热门博主。

在蓬勃发展的婚活行业，有许多高桥老师这样个性鲜明的人。他给出了不少颇为实用的建议。

“女人不喜欢只会自吹自擂，不懂得察言观色的男人。”

“听对方倾诉的时候，记得跟着说几句‘这样啊’‘我懂’，表现出共情。”

“做好护花使者。”

……

在讲座的最后，高桥老师如此总结道：“在过去，很多女人是为了生存不得不结婚，但现在，女人完全可以独自活下去。所以她们想找的，是能为自己带来更多幸福快乐的人。”

台下的参团者连连点头。听完一个多小时的讲座后，每个人脸上都多了几分紧张与严肃。这时，十三位女性参团者也乘坐专车抵达，与他们相见了。

相亲移居旅行团项目于二〇一六年正式启动，旨在以女方搬来新潟县为前提，为新潟县的男性与首都圈的女性牵线搭桥。项目由县政府和有意参与的下级地方政府共同推进，具体的活动则外包给了第三方婚介机构。

活动的第一个环节在一家主打当地美食的餐厅进行。在这里，参团者不断轮换座位，进行一对一的自我介绍。男性参团者所在的行业大多与本地紧密相关，如农业、制造业，还有部分个体户。女性参团者的年龄在二十七到三十八岁之间，职业五花八门。主办方要求所有人使用昵称。由于人数较多，无论男女，大家都会在换人间隙偷偷做些笔记，比如“颜值OK”“聊不起来×”“公务员，很OK”……

说起新潟县的特产，人们首先想到的会是著名点心“柿种”。一位三十多岁的男性参团者在一家生产柿种的点心公司工厂工作了近二十年。我问他为什么要参加这次活动。他告诉我，柿种工厂的流水线是二十四小时运转的，员工需要三班倒，常常忙到黎明才回家。

“回过神来才发现，除了住在一起的母亲和来工厂打工的阿姨，我这十年里几乎没怎么跟异性说过话。再这么下去，我这辈子就奉献给柿种了，想想都觉得害怕。”

另一个从关东搬回老家的公司职员（三十六岁）告诉我，他近年参加过好几场本县的相亲活动。然而，由于参加人数不如大城市那么多，遇到“熟面孔”的情况越发频繁了。最近他又在相亲派对上遇到了一位曾经见过的女士，他主动打招呼说“好久不见”，结果对方生气地说：“请你不要这样！”然后，那位女士小声解释，她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参加过很多场相亲活动，否则会给人留下没人要的印象，过于尴尬。接下来，那位女士就对他视而不见了，并且继续跟其他男士搭话，开口便是“我不太参加这种活动的，所以不太习惯……”

这位男士并不知道相亲活动上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哪怕你见过对方，也得说“初次见面，请多关照”。他苦笑着说：“我还以为大家都是‘熟客’，可以套套近乎。可我不喜欢虚荣的女人。”

十日町市的一位官员对旅行团满怀期待。“如果只在本市办相亲活动，参加的永远是同一批人。但愿旅行团这样的活动能吸引更多外地的女性。”

当天下午，参团者乘坐大巴来到了该市的一大旅游景点—当代艺术博物馆。

有几对在车上聊得不错的男女结了伴去看展；有些男士则按照老师的建议帮女士拎起了包，只是神情略显局促；有些女士无人问津，无所事事地走来走去，而在她们的不远处，也有男士自顾自地坐下休息。

接下来还有交流会等环节，直到晚上十点，第一天的活动才宣告结束。这时，高桥老师与工作人员便聚在酒店房间，拿着参团者提交的卡片讨论起来。卡片上写着每个人的心仪对象的号码。女士的人气比较平均，男士则是公务员一骑绝尘。我在采访婚活的过程中发现，无论走到哪里，公务员都备受欢迎。

工作人员会根据卡片上的号码，结合第一天的整体情况安排第二天的大巴座次。“A跟B互有好感”“C跟D在馆内拍了合照”……他们一遍遍地检查座次表，生怕有任何差池。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毕竟是可能影响人生的大事，不容有失。”

如此贴心周到的安排，都是为了提升配对成功的概率。工作人员会促膝讨论，直到深夜。

然而，座次表推敲得再仔细，也总有参团者表示不满。“为什么不把我安排到那人旁边呢！”“那人应该对我有意思的，怎么能这样！”尽管已经努力考虑周全，他们还是时常收到这样的抱怨。

连“信息该怎么发”都有人手把手指点

参团的女性于小长假的第二天出发，先坐新干线，再换乘慢车，最后坐大巴抵达目的地。一位家住东京的牙科护士（三十六岁）告诉我说：“大城市的生活过于便利，容易滋生贪欲。我厌倦了这样的日子，很向往乡下的‘慢生活’。”

她想要结婚，而不仅仅是“搬到乡下”，原因有三：

想要孩子。想让父母放心。还有——事关面子。

但她在职场上没什么机会结识异性，所以只能求助于婚介机构。

“我觉得参加这种两天一夜的旅行团，就不必用硬性条件筛人了，可以仔细观察对方的为人。而且乡下的生活成本也比较低，不必像在东京那样，找对象还要格外关注对方的收入。”她如此期待。

女性参团的费用是一万日元，往返路费、住宿费和餐费都包含在内。行程包括参观博物馆和酿酒厂，晚上则住在温泉旅馆。这样的安排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当地的魅力，夜间还能欣赏到旅馆精心打造的“烛光雪景”。

不过，也有女士在游览期间几乎不和男士交流，而是一门心思用手机拍照，然后立即发到Instagram上。她喜滋滋地告诉我说：“我是公司职员，也做自媒体。”一位男士很是不解地嘟囔：“这是来旅游还是来相亲的啊。”

第二天中午，旅行团来到小千谷市的一家餐厅，进行最后一次自由交流。餐厅由旧时的农舍改造而成，主打当地特色食材。高桥老师把坐在原地犹豫不决的男士一个个叫出去谈话，敦促他们主动出击。

“人家也在等着你搭话呢！”

当天有十对男女配对成功，交换了联系方式。一位二十七岁的事业单位职员和同龄的女士成了一对，他感激地说：“多亏高桥老师和工作人员的建议与帮助，我们才能自然而然地拉近距离。眼看周围的人都结婚了，我也想尽快成家。”截至采访时，新潟县相亲移居旅行团已成功撮合了二十多对男女，但据我了解，也许因为距离太远，其中有几对没能发展成正式的恋爱关系。

女性参团者踏上归途之后，高桥老师将配对成功的男士召集起来，手把手辅导他们发信息。

“下一步很重要！要尽快约好再次见面的时间！”

“务必在她们坐新干线抵达东京之前发信息！”

“但第一条信息要以表达感谢为主，不要逼得太紧！”

活动结束后，参团者也会不时找老师出主意，甚至有人把回复对方的信息发给老师逐字修改。高桥老师则会给出非常实用的建议，比如“自己发的字数和表情符号的数量要跟对方差不多”。他就像学校里的老师一样，无微不至地辅导那些二十多岁到四十多岁、缺乏恋爱经验的参团者。

不过高桥老师告诉我，有些参团者来找他咨询时，已经给对方发了很多条信息追问“你为什么还不回我？”，全然不顾对方的感受。甚至有人单方面地发送每天的流水账和自己的照片。

老师斩钉截铁地说：“这种情况找我也迟了。”

三个月求婚

二〇一六财年，新潟县从内阁府发放的补助中拨出五百万日元投入“相亲移居旅行团”这一项目。然而，婚姻一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缘分”，所以项目成效很难评估。一位县政府官员表示：“婚恋是个人选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我们也很烦恼到底该帮到什么地步。”

据县政府记录，截至二〇一八年，只有一对男女因相亲移居旅行团成功步入婚姻。据说两人决定交往的契机正是最后的自由交流环节，他们在老师的鼓励下单独出门散步，在此过程中确定了彼此的心意。然后，他们克服了异地恋爱的困难，在相识三个月后订婚。二〇一八年七月，他们的孩子呱呱坠地，一家人在新潟县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在孩子快出生之际，我去新潟县看望了这对夫妇。

参加旅行团的时候，女方非常文静，是个情绪内敛的人。此刻的她看着身边的丈夫问：“当时是怎么回事来着？”两人相视而笑，十分恩爱。我感觉她比之前更开朗了，气质也更加柔和。其实就在他们结婚之前，男方的母亲因癌症住进了医院。她却二话没说，全心全意地帮忙照顾病人直到去世。丈夫感激地说：“那段日子很艰难，多亏她给了我情感支持。我母亲也很欣慰。”妻子也接替去世的婆婆，努力学起了当地的风俗习惯，比如应对红白喜事的规矩。她微笑着说：“我是为了要孩子才相亲的，现在终于得偿所愿了。”

她全身都洋溢着成为母亲的幸福。

地方政府牵头撮合了一万多对夫妻

二〇一七年，共同社针对日本政府主导的婚恋援助项目（包括为单身男女创造相识的机会、举办相亲活动）先后开展了两次调查，第一次聚焦都道府县一级的政府，第二次则深入地方基层政府。这可能是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围绕政府的婚恋援助项目开展的媒体调查。汇总的调查数据显示，通过此类项目步入婚姻的人远远多于我们的预期。

首先是都道府县一级的数据。全日本四十七个都道府县共有大约六十万人参加此类项目，其中至少近八千对男女最终结婚。早在二十一世纪初，面对日趋严峻的少子化趋势，大多数都道府县就启动了应对措施。二〇一七财年，这一领域的预算达到23.5亿日元，是二〇一二财年（3.4亿日元）的七倍左右（当时有三十一个府县在推进相关项目）。政府主导的项目更令人信赖，参加费用也比民营婚介机构低，所以备受欢迎。结婚对数较高的县分布在日本各地，包括茨城、兵库、爱媛、长野和石川等，都是第一批启动婚恋援助项目的县。我们将调查数据分享给了该领域的专家，专家对因此结缘的人数之多感到惊讶，表示项目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之后，我们又对全日本1741地的基层政府展开调查，发现有932地开展了相关项目，占总数的53.5%。总参加人数达37.6万人次，仅是主办方记录在案的，就有六千多对男女成功牵手。多地基层政府将婚恋援助项目视为遏制少子化和年轻人口外流趋势的一个重大举措。

不过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仅有半数基层政府检验过项目的成效。806地的政府回答了“项目是否有效”这一问题，其中表示“有效”的占14.9%，“在某种程度上有效”的占67.2%。回答“有效”的具体理由包括“确实有人通过项目找到了人生伴侣”“对提高本地知名度、振兴本地经济有一定作用”等。而回答“效果不大”的占14.3%，“无效”则占3.6%，理由大多是“没有因此成婚的实例”，也有官员表示“地理条件差的地区很难吸引到来自大城市的人”。

在给出了参加人数的837地中，“参加人数在一百人以下”的占比最高，达32%，可见基层政府也为募集不到参加者苦恼，甚至有官员表示“报名的人太少，很难配对成功”。活动参加者因为其他参加者或活动内容向主办方投诉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多是称其“遭到骚扰”“交往不顺利”等。

拆散情侣的圣诞夜活动

我还想和大家分享一起发生在某山区小镇的事例。

镇政府计划在圣诞夜举办相亲派对，然而只有两男一女报名。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把未婚的镇政府职员叫来当“托儿”。结果，不仅活动上无人配对成功，连抛下女友来凑人头的职员最后都分手了——尽管他们跟女友解释这是工作需要，可女友接受不了。相亲派对酿成了拆散情侣的糟糕后果，相关负责部门却还想在第二年圣诞夜举办类似活动。最后由于职员们强烈反对，派对才被迫提前了一周。

策划这场活动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已婚中层官员。据说在策划阶段，他对自己的设想非常满意，觉得这是个一石二鸟的绝妙方案，因为“参加者既不至于在圣诞夜落单，又可能物色到合适的结婚对象”。

这位官员也许是有些迟钝，揣摩不到相亲者的细腻心思（正因为圣诞节是情侣欢聚的日子，相亲者才尤其不希望别人觉得自己那天落了单），也没有考虑到镇政府职员亦有私生活。这样基于官僚主义的婚恋援助项目，注定不可能取得成功。

“政府不应该用纳税人的钱搞这种项目”“政府不应该插手民众的私事”……我们总能听到诸如此类的批评声音。事实上，这类项目吸引了许多人参加，也做出了成绩，但正因如此，才更需要对其内容与结果多加检验，寻求民众的理解，而非办完了事。不过，我们也不能轻易在“结婚”“生子”和“遏制少子化趋势”之间画上等号，毕竟婚后不生育子女的大有人在。政府部门不能在努力提高结婚率的过程中，强行传递“快生孩子”的信息。

*

在第二章中，尾原佐和子记者将讲述亲历过泡沫时代的老年人的婚恋现状。他们无须为“就业不稳定”“生育期限”等问题烦恼，以惊人的热情全身心投入婚恋，与本章中充满矛盾的年轻一辈形成了鲜明对比。不过，他们依然面临着“照料配偶与父母”这一紧迫的难题。

在人均寿命即将达到一百岁的长寿时代，恋爱与婚姻又会是怎样的状况？

第二章

爱做梦的老年人

尾原佐和子

比男人努力两倍还不够？

在探讨老年人的婚恋现状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自己参加工作的时代背景。

我的年纪比“泡沫经济一代人”略大些，是所谓的“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第一代”。均等法已于一九八六年生效，但我参加工作时，“女员工=为男员工准备的新娘候选人”这一观念在普通企业依然根深蒂固。拥有大学本科学历、不与父母同住的女生很难在普通企业找到合适的岗位。能做一辈子的职业只有公务员、教师或媒体人。即便有幸找到工作，许多人也会因为结婚生子、丈夫工作调动、对自身工作产生疑问等种种障碍，最终选择离开职场。

二〇一六年，《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生效三十周年之际，共同社针对百余家大型企业进行了一项调查，询问“入职综合职位[1]的女员工留下了多少？”。有二十八家企业给出了回复。这些企业总共招收了一千余名综合职位女员工，但其中约八百人已离职，留下的仅占总数的20%。女大学生本就就业艰难，而这项数据告诉我们，哪怕是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成功入职的优秀女性，也很难在企业站稳脚跟。我周围也几乎无人留在毕业后进入的第一家单位。

调查结果并不出乎意料，但它如同一声警钟，令我们不得不正视日本社会的真实情况。

一位曾经入职综合职位的女员工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说：“在同期入职的同事里，我的工作评价原本最高，但一生孩子就落到了最后。”

她只能拼命努力，终于爬回了第一梯队。可第二个孩子出生后，一切又要从头开始。她仍然拼命工作，却搞垮了身体，筋疲力尽，最终只能选择离职。一位负责调查“均等法第一代”的女研究员回忆，有受访者这么对她说：“比男人努力两倍还不够，你必须付出三倍的努力，才能和他们站上同一条起跑线。”

“女人应该待在家里相夫教子”，还是“女人可以和男人一样在职场实现自我价值”？长久以来，社会都在向女性传递这两种相互矛盾的信息，令她们摇摆不定。女性自身也难以摆脱“与心爱的人组建家庭才是真正的幸福”这种观念。许多职业女性都曾因无法将全部精力投入家务和育儿而深感愧疚，甚至责怪自己对孩子爱得不够。三十多年过去了，职业女性的数量确实有所增加，但原本的社会结构似乎并未被撼动。

[1]日本公司的正式员工一般分为综合职位和一般职位。前者升职空间大，工作压力也较大；后者压力较小，但工资相对较低。

记者的世界是典型的“男权社会”

我一直想找一份足以支持自己独立生活的工作，所以进了共同社的子公司，隶属外国金融信息服务部门。当时共同社才刚开始正式招收女记者，与我一起入职的三十多名记者中，女记者只有两人。而近年我们新招的记者男女各占一半，有些年份反而女记者更多。

做了四年金融方面的新闻营销后，公司将我派去了伦敦。当年的日本还是全世界吹捧的“经济强国”，日企也纷纷在海外布局。许多人之所以在婚后辞职，就是为了跟着派驻海外的丈夫出国。那时泡沫经济尚未崩溃，伦敦还有不少从日本银行和证券公司派去的女员工。

企业积极雇佣女员工似乎也有改善形象的用意。那段时间，冷战的象征柏林墙已经轰然倒塌，整个世界处处洋溢着激情与活力，仿佛在大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也切身感受到了这种氛围。

两年后，我回到日本，被调去采访部门。新的职位给了我前所未有的体验。

我调入的是名古屋分局的经济部，然而无论走到哪里，放眼望去都是清一色的男人，几乎不见女人的身影。从男女平衡的职场转瞬来到典型的男权社会，让我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记者俱乐部里随时有人抽烟，待上一天，全身就是一股烟味。放在今天，这是无法想象的。

当时也有女记者跟同事结婚生子，但这种情况非常罕见。地方分局的女记者怀孕生子是足以传遍公司的新闻。直到最近十几年，有孩子的女记者才渐渐多了起来。

接下来，我又先后在经济部、社会部待了一段时间。二〇〇〇年，日本启动护理保险制度，我加入了负责这方面的采访团队，接触到的都是自己本来就颇感兴趣的议题，诸如照护、医疗、养老、福利、少子化、育儿等。后来，我虽然调去其他部门，却仍在坚持做相关采访。

政府层面的婚恋援助项目也属于我关注的领域，但我的切入点是“官方主办相亲活动是否侵犯个人隐私”。不过，随着日本人口出生率持续下滑，这类质疑的声音被逐渐淹没。社会意识的转变速度之快，着实令人讶异。

活到老，爱到老

二〇一七年，筋野记者提议开设关于未婚社会的连载专栏，我也加入其中，负责采写老年人的婚恋情况。我做少子老龄化问题的采访已有二十多年，也一直希望有机会对此进行深度剖析。之前我也写过几篇关于婚活的报道，但公司更偏爱男性视角的“硬派”文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同事少之又少。

好在，得益于女性记者群体的壮大，我们终于能举部门之力审视这个问题了。如今，中老年人的结婚对数呈上升趋势，与年轻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加入老年人婚恋相关的内容有助于丰富连载专栏的视角，扩大读者群。

年轻时，我很难切身体会老年人的感受，所以一直未能就这方面进行深入报道。一些报刊时常以八卦猎奇的心态探究老年人的性生活，但我想寻找的是更能引起共鸣的话题。

我记得，有一次去养老院采访时，曾有工作人员告诉我，某位患有认知障碍的老婆婆只听她喜欢的男员工的话。这令我意识到“活到老，爱到老”是人之本性。

岁月如梭，我自己也经历了与伴侣的别离，成了五十多岁的单身老人。对我而言，老年人的婚恋问题不再事不关己。于是，这次我抱着当事人的心态开始了采写。

希望身边有人陪伴

如前所述，中老年人的结婚对数正呈上升趋势。日本婚介机构近年来大力推行的老年人婚介服务也发展态势良好。某婚介机构的顾问这么对我说：“年轻男士往往比较腼腆，参加相亲派对时不敢跟女士搭话，只跟同性聊天，我在旁边看着都着急。反观老年人的派对，气氛就完全不一样。团块世代[1]的男士尤其主动，就算被拒绝也不气馁，立刻去找下一个。”

老年人的“冲劲”在这个例子里一览无余。

当我问及他们寻觅伴侣的理由，得到的回答大多是“担心一个人应付不了意外状况”“希望身边有人陪伴”。尤其在东日本大地震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真考虑找个老伴了。这可能是因为“婚活”一词在近十年里日渐普及，清除了老年人寻求伴侣的心理障碍；也可能是人们受到由来已久的观念影响：男性希望找个老伴料理家务，女性则希望找个在经济方面可以依靠的人。

老年人与年轻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必须直面自己和家人的健康问题与照护难题，还要与孤独做斗争。伴侣不仅能带来精神层面的支持，更能在制度层面成为一种依靠，具有一定的“社会保障”属性。此外，老年人不再受组建家庭、养育子女等需求的束缚，因此也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人们有条件将“纯爱”贯彻到底，可以纯粹因爱情而结合。

不过，“老年人”其实是个宽泛的概念。五十多岁的人尚显年轻；六十多岁的人站在了“高龄”的入口；对七十多岁的人而言，衰老则已是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因此这三个群体的处境也大不相同。

我选择从五十多岁的群体说起，尽管从年纪上来说，称他们为“老年人”也许并不合适。

[1]指日本在“二战”后首次婴儿潮期间（1947年到1949年）出生的一代人，被视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推动日本经济腾飞的主力。

泡沫世代是“恋爱至上主义”

二〇一七年六月，我以“五十多岁的泡沫世代结婚对数呈上升趋势”为题，写了一篇报道。

各地报刊都刊登了这篇文章，甚至有报纸把它放在头版头条，配上了“你能二十四小时恋爱吗？”的标题——这句话改编自泡沫经济时期风靡一时的饮料广告语“你能二十四小时战斗吗？”。

对泡沫经济时代的年轻人而言，恋爱在人生中所占的分量极重，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一个人的活法。许多人会因为没有恋人一起过圣诞节而沮丧，觉得脸上无光；也有人希望赶在节前找到恋人，甚至为此焦急不已。不少情侣在平安夜共进晚餐后，会去市中心的豪华酒店共度良宵，以至于第二天早上退房的男士在前台排起长队——这样的情景在今人看来是难以置信的。

用“恋爱至上主义”来形容当时的人，或许很贴切。女孩们梦想着会有白马王子出现，和他谈一场如梦似幻的恋爱，幸福地步入婚姻，经常迟迟无法回归现实。当年的我也算不上冷静的旁观者。

如今，泡沫世代已日渐老去，社会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他们似乎随时可以重拾当年的心境。

那篇关于泡沫世代婚恋现状的报道大致如下。

男性为了老年生活，女性为了经济支持

五十岁上下的人群，结婚对数正呈上升趋势。其中许多人是子女独立后再婚，但初婚者也不在少数。这股热潮的主角正是泡沫世代。他们中的许多人想要活到老，爱到老，渴望有伴侣相守在侧。有人分析，这可能是因为日本社会局势的发展愈发难以预料，令人们产生了及时行乐的情绪。

任职于某大型企业的博先生（五十一岁，化名）在五十岁生日即将来临之际步入了婚姻。他的妻子优子（五十一岁，化名）也是初婚。博先生给人的印象是个认真踏实的工薪族。由于工作调动，他离开了家乡，此后几乎没有机会结识异性。经人推荐，他在某婚介机构注册，认识了同龄的职业女性优子。他原本想找更年轻的对象，却因与优子十分投契，不再介意对方的年龄。两人的关系发展得相当迅速。

对他们而言，要孩子可能不易实现，但在经济方面宽裕了不少。二人可以一起发展兴趣爱好，或是享受旅行的乐趣。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的数据显示，虽然结婚对数整体呈下降趋势，但四十岁以上的初婚人数和再婚人数都有明显增长。二〇一五年，有2950名五十至五十四岁的男性首次结婚，是一九九〇年的4.7倍；女性则是1169名，是一九九〇年的2倍。同年，男性再婚人数达7710人（1.6倍），女性则是6222人（2.1倍）。据说，许多人在婚介机构注册是因为已与原先的配偶离婚，孩子也已经长大成人，可以多为自己考虑了。男性物色伴侣往往是为了有人照料自己的老年生活，女性则大多是为了得到经济上的支持。

一位五十四岁的女士于二〇一七年五月参加了东京婚姻信息中心在横滨组织的相亲会。她是五年前因前夫家暴而离婚的。

“他甚至对孩子动手，导致我一度对婚姻和男人失望透顶。但过去这么久了，我还是想找个人陪伴自己，也希望能有人一起讨论孩子的教育问题。”

另一位五十七岁的男士离过三次婚，正在为结第四次婚努力。他表示：“结婚是好事。我愿意在经济方面给予伴侣支持。”

市场推广专家牛洼惠注意到了“结婚人数上升的人群”与“泡沫世代”的交集。

“泡沫世代年轻时恰逢都市言情剧的鼎盛期，所以有很强的恋爱至上主义倾向。那一代人对婚姻的看法更加积极正面，而现在的年轻人看待婚姻则大多比较现实。当时，尤其是泡沫世代的女性，她们希望自己永远处于正在恋爱的状态中，哪怕栽了跟头，也要从头再来。他们经历过‘努力就有回报’的泡沫时代，有种毫无根据的自信，认为即便现在吃了苦头，未来总会有好事发生。”

精神科医生香山梨花则表示，如今人们的婚姻观已经发生转变。

“在许多人眼里，婚姻不再意味着把自己的人生奉献给对方，而是变成了情感上的支持和人生的调味剂。”

香山医生本人也即将步入老年，她如此说：“现在日本的政治局势和世界局势都不稳定，有种前途莫测的感觉。个人考虑再多也没用，不如顺其自然。这种带了些末世色彩的想法，或许也影响了人们的婚姻观。”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新冠疫情越发严峻，我再次采访牛洼老师，想知道泡沫世代的婚恋观有没有因为疫情改变。

她这样跟我分析道：“在基本安全缺乏保障的情况下，人们会更关注如何活下去、保持健康，泡沫世代也会更渴望陪伴带来的心灵疗愈，而不是激情澎湃的恋爱了。年轻一代本就有这种倾向，因此两代人在疫情之下多了几分相似。不过，泡沫世代依旧希望通过恋爱不断成长、改变自己，这种不惧失败的进取精神应该仍和从前一样。”

五十五岁放弃事业，成为家庭主妇

在“婚难之中”系列连载中，我负责的是“爱做梦的老年人”这一部分，聚焦老年人的婚姻状况与相亲活动。在本书中，我想与大家分享几个典型事例，以及主人公的近况（文中涉及的年龄与连载时保持一致，未作改动）。

五十五岁的泉女士本是东京某食品公司的中层领导，在即将退休之际，她从“职业女性”摇身一变成了“家庭主妇”，与一位外地城市的医院院长（六十八岁）组建了家庭。

换言之，她放弃了经营多年的事业。

“我没有能力兼顾工作和妻子的职责，所以还是选择留在他身边，照顾他的身体。”泉女士认真地说。她穿着蓝色无袖连衣裙，衬得容貌明艳。她谈吐得当，举手投足无懈可击，显然是在商场历练过的人。

这是她的第二段婚姻。她二十岁刚从短期大学[1]毕业时结过一次婚，婚前没有任何工作经验。

“当时我对婚姻一无所知，对结婚的概念只有穿婚纱和度蜜月。”

因为与公婆同住，又和丈夫一家存在价值观的差异，她在二十九岁那年离了婚。为了抚养两个孩子，她不得不拼命工作，不知不觉时间飞逝，她已经担任要职。这些年里，她也遇到过心仪的异性，但始终没有考虑过再婚。

孩子们相继独立后，年过五十的泉女士忽然产生了一丝不安，觉得“也许我这辈子都得一个人过了”。就在这时，她在网上看到了“婚姻信息中心”的广告，说该公司致力于为中老年人创造结识异性的机会。于是，她抱着尝试的心态注册了。婚姻信息中心为她介绍了好几个人，她都不太满意。但渐渐地，她开始认真对待这件事，频繁参加起了婚活讲座。

婚姻信息中心的社长须野田珠美表示，中老年人结婚有诸多益处。“人会变年轻、生活会更加有趣，也不必再担心孤独死[2]。”不过，他们必须面对财产继承和老年照护的问题。老年人评价异性的标准也与年轻一代不同。

泉女士通过讲座了解到，她这个年龄段的男人喜欢外表可爱的女人。而当时的她着装偏职场风，外加一头干练的短发，不太符合同龄男性的喜好。于是她留起长发，烫成波浪卷，换成偏柔美的穿衣风格。在心态方面，她也反复告诉自己，要“相互认可，坦诚接纳”。经历二十多次相亲后，她遇见了现在的丈夫。

“身体还好吗？别太勉强自己。”每次收到嘘寒问暖的信息，泉女士都感到被幸福包围，体验到独自打拼时未曾有过的安全感。她发觉自己浑身放松，不知不觉间还露出了微笑。

“他是上天赐给我的珍宝，是对我这些年努力生活的奖励。”

泉女士十分珍惜眼前的幸福。她并不担心年岁的增长。

“我们会注意饮食，多加锻炼，保重身体。这样就不容易生病了，也不需要麻烦别人照顾。”

两个孩子也非常支持母亲开始新生活。

此外，她还想在婚后继续利用多年的工作经验，从事膳食营养方面的志愿者活动。

完成公司的工作交接后，泉女士就立刻搬去了丈夫居住的陌生土地。她坚信自己的前路一片光明。

*

二〇一九年年底，我再次联系了泉女士，当时距她离开东京已经整整两年了。她回复我说：“多谢关照，我现在过得很幸福。”她的声音一如既往地透着活力，这令我放下心来。她搬去北海道后，很快便登记结婚，成了院长夫人。如今的她是一名家庭主妇，全力支持着丈夫的事业。

过去，她的工作日程是精确到分钟的。我不由得问：“现在是不是比原来悠闲了很多？”

“完全没有，我才知道家庭主妇这么难当，总有做不完的事等着你。”

做膳食营养志愿者时，她曾有机会通过讲座分享自己平时准备饮食和安排家务的经验。但她告诉我，讲课和实际操作有天壤之别。

“感觉自己的人生被重置了。我现在的任务就是做他的贤内助。”

她的丈夫七十岁了，但仍然活跃在第一线，除了治病救人，还要去全国各地参加学术会议。

“我希望他在家里能够尽量放松，因为他的工作常常关系到别人的生死，压力很大。”

泉女士说她由衷地尊敬丈夫，因为他至今仍在不懈地学习。

“每次参加学术会议回来，他都会谦虚地说‘这两天学到了很多’。我总是忍不住感叹，‘怎么会有这么优秀的人。’”

他们结婚已经两年，对话时却依然使用敬语。把“谢谢”和“对不起”挂在嘴边，处处为对方着想。

“我每次去东京办事，哪怕离开的时间很短，家里都会乱成一片。但收拾屋子是我的职责呀。我会时刻提醒自己，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至于自己在婚后有什么变化，她如此说：“相亲的时候，我只是在考虑别人能为我做什么。但结婚后，我开始学会考虑为他、为别人做些什么了。”

住在东京的那些年，她甚至不知道邻居姓甚名谁，如今却经常跟街坊互相走动，不时收到他们送的新鲜海产。听说她是从东京搬来了这座陌生的小镇，大家都十分惊讶，表示“你真下得了决心”，对她格外关照。喜欢了很多年的古筝和福音音乐，她现在也终于有机会学起来了。她非常享受宁静祥和的新生活。

[1]日本的短期大学以培训实用技能为主，类似于中国的大专，学制为2～3年。

[2]指独自生活的人在无人照顾的情况下，因突发疾病等原因而死亡。

“剩下来的有福气”

假如，你已不再年轻，高中时暗恋的人却出现在面前，说愿意与你共度余生；你的身体已大不如前，可对方还是温柔相待，给予你强有力的支持，安慰并鼓励你……

我们身边确实有人实现了这样的美梦。

二〇一三年，平安夜的前一天，六十五岁的新娘知子（化名）和六十四岁的新郎孝男（化名）在名古屋的一家酒店举办了婚礼。双方都是初婚。他们最初相识的地方，是长野县一所县立高中的音乐社团，而那已经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了。

上高中时，知子是音乐社团里令所有男生魂牵梦绕的女生。她擅长弹钢琴，打算考音乐大学，是标准的“大家闺秀”。孝男比她小一级。在他心目中，知子是高不可攀的存在，两人甚至没说过话。

“当年她特别迷人，性格也好……当然现在也很迷人。”

正如他所说，五十年过去了，知子笑起来依然明艳动人。

几年前，音乐社团的一位成员去世，其他成员便组织了一次聚会。两人就这样重逢了。曾经的顾问老师半开玩笑地说：“反正你俩都单着，干脆结婚吧。”孝男被说动了，想试试看。

孝男是东京一家保险公司的医疗顾问，工作能力颇强，尤其擅长居家医疗领域的业务，参与开发了一系列热门保险产品。他表达能力很好，且思维敏捷。但由于一心工作，他错过了结婚的机会。

“大家可能也没想到我一直没结婚。”

知子毕业后成了业界活跃的声乐专家，曾在日本中部地区的大学任教。她走上了自己希望的人生道路，但也一直觉得，“既然来人世间走了一趟，我还是想经历婚姻，也想要孩子。”

两人开始异地恋爱。孝男时常分享新鲜的趣闻轶事，向她展示音乐以外的截然不同的世界。每次见面，孝男都会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工作上的事。有时，他甚至会单方面说上一通，然后就告辞走人，让知子目瞪口呆。

然而她发现孝男从来不指责别人，因此渐渐被他的好脾气吸引。最后，她终于决定：现在结婚也不迟。

在重逢一年半后，孝男和当年的梦中情人喜结连理。

婚礼规模不大，只邀请了十多位宾客。新郎新娘合唱了六十年代的流行金曲《Hey Paula》。知子作为专业歌手，还表演了普契尼歌剧中的独唱曲目。宾客都是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其中包括音乐社团的伙伴和“红娘”顾问老师。

会场的气氛十分温馨。酒店负责人都不禁感叹：“我从没见过这么美妙的婚礼。”

知子搬去了孝男位于东京近郊的住处。那是一座宁静的小镇，放眼望去都是典型的日本乡村风景。他们时常并肩散步，一起去发现美味的意大利餐馆，享受人生。

孝男颇为感慨地说：“她对弱者很有同情心。‘剩下来的有福气’这句话，说的也许就是我们吧。”知子也笑着说：“结婚后酸甜苦辣都有人分享了，挺好的。”

前段时间，孝男病了一场，身体不太利索，说话打字都比原来费劲。但在助手的帮助下，他仍然坚持继续担任顾问和培训班讲师。

“每天回到家，她都以笑容迎接我，让我很庆幸当初的决定。”

他们还计划去敬老院举办巡回演唱会。“不是白唱，当然是要收钱的！”孝男狡黠地笑着说。

接受采访时，知子一直语气温和，唯有谈到孝男的健康问题时不太一样。

“大脑受损后继续歌唱事业的人也不少。生病了也没关系，利用好剩余的能力就行。”

听到她铿锵有力的话，孝男微笑着点点头。

知子还说：“单身那些年，我从未有过孤独的感觉，生活上也没有不便。现在，我能自由支配的时间少了，还不得不照顾他，但是，两个人的生活确实更加开心，这就是我们在一起的原因。”

*

一年多后，我再次联系他们，却得知孝男的病情恶化得特别快。知子发邮件拒绝了我的采访要求。她如此写道：“曾经的生活已经离我们很遥远了。”

知子说自己也生病了，发声有些困难，所以我也不好意思给她打电话。起初，她不太愿意让我们将她的故事写进书里，但最后还是同意了，只是要求我使用化名。她对孝男依然体贴，但孝男的身体已经不太听使唤了。

“虽然身体不能自由活动了，我们的生活还是有笑声的。也希望这方面的医学早日取得突破。”她的这番话让我感到一丝鼓舞，脑海中不由得再次浮现起她那温柔而坚定的神情。

利用好剩余的能力就行。

七十岁和三十八岁的老少配

年过古稀，大多数人都不得不直面自己的衰老。不过，也有人在这个阶段再次步入婚姻。七十岁的武先生（化名）就是一个例子，他再婚的妻子比他小三十二岁，甚至比他的儿女更年轻。

武先生的前妻早已去世。退休后，他一直忙于照顾年迈的母亲。这时，他邂逅了三十八岁的爱女士（化名），两人决定共度接下来十年、二十年的人生。

这对相差三十二岁的夫妻最初相遇于东京某平民区的酒吧。“这人好像不太高兴”是武先生对爱女士的第一印象。两人都是酒吧的常客，打了几个月的照面之后，偶然发现对方也是滚石乐队的粉丝，这才熟络起来。

那天，武先生在店里和朋友聊起了正在热映的滚石乐队纪录片。他还没看过这部片子，就干脆直接去了电影院，刚好赶上最后一场。看完电影后，他回到酒吧，发现爱女士还在喝酒。两人就这么聊起了电影，结果十分投契。

“原来她还挺有意思的。”

年龄并没有阻碍他们走到一起。

当时，武先生缠绵病榻多年的前妻已经去世，他与需要人照顾的母亲住在一起。母亲的认知障碍已经很严重，他独自一人照顾不过来，爱女士便主动来帮忙，后来便干脆搬进了他家。

武先生头发花白，由于长年从事编辑工作，散发着知识分子的儒雅气质。爱女士则留着利落的短发，言谈颇为直爽。武先生发现自己逐渐被爱女士的善良所吸引：

大冷天给老人洗澡前，爱女士会先用热水淋湿墙面，让浴室暖和起来；怕老人噎着，爱女士会特意把给她吃的寿司做得小一点。这些不经意的小心思打动了武先生。

“我没告诉母亲我结婚了，担心她会更加糊涂。可惜她直到最后都不知道小爱是谁。”武先生说，“不过有一次，她跟我暗示小爱是个不错的结婚对象，让我吃了一惊，心想不愧是母亲。”

四年前，两人正式登记结婚。武先生起初并不想登记。“等我身体不行了就告别也挺好。”

但爱女士希望能正式结婚。

“以后需要照顾他也没关系。我是独生女，早就做好了照顾父母的思想准备。多照顾一个也无妨。”如果不正式结婚，性命攸关的时候就不能守着对方了。所以爱女士没有丝毫犹豫。

武先生照料了十多年的母亲去世后，只属于两个人的生活就此开启。他们每天晚上小酌一番，一起看电视节目，不时开开玩笑、谈天说地。政治、音乐、工作……两人总有聊不完的话题。

“我好像越来越喜欢他了。虽然我也知道他迟早会先走一步。”

两人在一起之后，武先生的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比如每天都会食用大量蔬菜。爱女士是公务员，武先生偶尔也会亲自下厨为她做饭，只是经验还不太丰富。他还一有空就出门散步，做拉伸练习。

“我得保持健康，不能给她添麻烦。要是没结婚，我肯定会每天都喝得烂醉。”

爱女士每天上班时都习惯给他发一条短信，以“确认他还活着”。照理说，他们站在一起应该跟父女差不多，却从未有人弄错过。

“大概别人都能隐约看出来吧。”

说着，两人相视而笑。

*

后来，他们在原先的家附近买了一栋百来平方米的独栋房。买房的事是爱女士突然提出的。她说“我想要一个努力的目标”。武先生替她说出了心声：“她大概是想从零开始，一起打造我们的家吧。”

武先生用现金支付了一半房款，另一半办了二十年的按揭，由爱女士负责在退休前还贷。

新房客厅有三十多平方米，很是宽敞，家具也颇有品位，还处处点缀着干花。透过一扇大窗户，便能看到翠绿的森林。两人异口同声地说：“这是借景。”“这个家有点像别墅了。”武先生心满意足地评价。大门前有个小院子，种了些花花草草。我夏天去拜访时，大门周围正盛开着蓝色牵牛花。他们两人还一起种下了郁金香球根，只待下一个春天的到来。

爱女士一结婚便有了一双年纪比她还大的儿女，外加五个孙辈。儿孙们时常来新家做客。每次家里来人，喜欢下厨的爱女士都要表现一番。“大家饭量不小，准备起来可费事了！”爱女士开心地说。大人们从中午开始把酒言欢，孩子们则在宽敞的客厅里嬉戏打闹。我问爱女士，她与武先生的子女、孙辈关系如何，她回答：“他们都说这个家里是我说了算呢。”

“我很幸福。”她还说，“尽管他真的上了年纪，时不时会呛着，我还是觉得他很帅气。”

武先生则表示：“我觉得她是个好妻子。”

爱女士甚至想象，二十年后自己退休时，他九十多岁，说不定两人仍能陪伴彼此。不过，她也做好了某一天起必须独自生活的心理准备。

她笑着说：“我已经做了两手准备，也跟年轻的同事打了招呼，说：‘以后要是看到我孤零零的，记得约我出去玩啊。’”

一人独居大宅，年过花甲仍想结婚

“晚上泡澡的时候，我经常会冒出一个念头——要是我就这么死了怎么办？”家住川崎市的芳树（六十一岁，化名，无业）苦笑着说。

当时，他照顾了六年的母亲进了医院，而他独自住在三十多年前建造的“两代居[1]”里。他建这栋房子的初衷，本是想在婚后与父母一起生活。

芳树过去在信用社工作，由于长年单身，他一直与父母同住。二〇一〇年，父亲撒手人寰，母亲也在第二年病倒，需要人贴身照料。他曾将母亲送去疗养院，一年之后，为了不给自己留下遗憾。他不顾周围人的反对毅然辞职，把母亲接回了家。此后，他的生活重心便是照顾母亲。

芳树一直希望结婚。四十岁之前，他还会积极出门交际，每逢周末都参加集体约会。但随着年龄增长，他与参加婚活的女性年龄差距不断扩大，交际起来愈发困难。开始照护母亲之后，接触异性的机会就更少了。

“我不后悔辞掉工作照顾母亲。而且总想着当初没选的路其实无济于事。”

但没能让父母抱上孙子，还是让芳树深感内疚。

“我很孤独。希望能有个人说说话。”

若是年纪大了还是孑然一身，身体不适时难免倍感煎熬。如果身边有人陪伴，心里会踏实不少。

日本生命保险公司旗下的日生基础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婚姻问题专家天野馨南子指出：“从灾害防范、犯罪预防和疾病管控等角度看，无人照料的独居老人变多，会造成社会不稳定。”

她还表示，“黄昏恋”夫妇的增加有助于降低上述风险，是一种值得庆幸的趋势。

芳树参加过一次聚会，参会的都是与他一样没有成家、独自照顾父母的人。芳树在那儿结识了一个年纪相仿的男人，对方在父母过世后找了一家婚介机构，成功步入婚姻。他对芳树说，他是初婚，此前一直跟父母同住，而女方是再婚，有一个上高中的女儿。“孩子正是最敏感的年纪，经常和我们闹矛盾。”他虽然这样感叹，却很珍惜继女在父亲节那天送的钱包。这令芳树很羡慕。

“我觉得无论是结婚，还是为人父母，可能都有最合适的时机。也许对他而言，现在就是最佳时机。”

“有朝一日，希望我也能结婚。”芳树梦想着邂逅可以与他分享余生的人。

*

关于芳树的报道见报后，我寄了一份报纸给他。他回复我说：“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故事，顿时觉得我得再加把劲了。”

他的话令我松了口气。虽然报道里写的都是事实，但他毕竟年过花甲，我有点担心他会多想。借此机会，我也再次感谢他坦诚分享自己的感受。

后来，芳树的母亲反复住院，最终在二〇一八年四月离开人世。她患有认知障碍与多器官衰竭，装了胃瘘管，死因是心肌梗死。一年过去，各种手续也办理完毕后，芳树在一家咖啡厅当起了志愿者——那些家中有病人需要陪护的人常在这里聚会。除此之外，他加入了体育俱乐部，会去听古典音乐会和大学里的历史学讲座，还在市政府与民间组织主办的护理培训班担任讲师，每天的日程表都排得满满当当。

芳树是个健谈的人。在咖啡厅工作时，他的主要任务是陪患有认知障碍的男性聊天。

“那些人大都是由负责照顾他们的妻子带来的。女性跟女性聊，我就陪丈夫们聊。他们退休前有的制造电脑，有的在报社做校对，大家都只聊工作上的事。”

不过芳树还说：“我们每个月都见面，但因为认知障碍的缘故，他们的记忆力在不断衰退，所以每次聊的东西都差不多，我还得装作是第一次听到，这种体验挺新鲜。”芳树似乎乐在其中。他会尽力分享自己的陪护经验，以报答自己在照顾母亲的那些年里大家予以的关照。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芳树六十五岁了。我问他最近有没有认识新的人，他答道：“这很困难，但我还是想结婚。”他的想法并没有改变。

“我想找个比自己小五六岁的人，这样沟通容易些，同龄女性太强势了。”

但对于求助婚介机构，他还比较犹豫。

“听说找婚介机构的女性很多是日子过不下去才想结婚的，容易出问题。”

最近，芳树每次跟其他单身人士聊天，都会聊到“墓地怎么办”的话题。“找个比自己年轻的妻子，就有人照看墓地了。每次去扫墓，看到杂草丛生的坟头，我都不由得考虑这一点。”

可见，眼看着自己即将成为高龄老人，芳树对伴侣的要求也发生了些许变化。

[1]20世纪60年代日本发展起来的一种住宅形式，包括两套相邻又独立的住宅，各自拥有完整的卧室、厨卫等生活设施与入户门，但室内有门户相通。

蓬勃发展的老年人婚活市场

为进一步了解蓬勃发展的老年人婚活市场，我们采访了聚焦中老年婚活的业界先驱“茜会”的运营方，位于东京的日本健康管理株式会社的总经理川上健太郎。

——请问老年人婚活市场的现状如何？

川上：“婚活”一词在近七八年里日渐普及，老年人似乎也越来越不抵触找婚介机构了。每家机构的业绩数据并不都是公开的，所以市场的整体规模还不明确，但我们可以感觉到整个行业正在蓬勃发展，热度很高。

——最近的老年人婚活和过去有什么区别吗？

川上：人们的需求大体没有变化。在择偶标准方面，女性倾向于找年龄相仿的人，毕竟对方年纪太大的话，也许没几年自己就会变成孤家寡人。而男性则想找年轻的。同时，女性年纪越大，越看重男方的经济实力。有没有退休，有多少养老金，都是老年女性相当关心的问题。令人意外的是，“希望未来的妻子照顾衣食起居”的男性明显变少了，可能是因为不少人已经独居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如今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比以前便利许多，几乎没人盼着老了之后让对方照料自己。不少夫妇会选择一起入住养老院，不给伴侣增加负担。无论男女，绝大多数人寻找伴侣的目的，还是希望自己遇到困难时身边有人陪伴。

——最后一点可否具体讲讲？

川上：比如半夜身体不舒服，需要叫救护车怎么办？卧病在床起不来怎么办？困在浴室或厕所里动不了怎么办？大家都有这方面的顾虑。媒体也经常报道孤独死的问题，所以人们都害怕类似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东日本大地震也是一个诱因。人们意识到意外随时可能降临，于是开始参加婚活。

——老年人参加婚活会面临哪些问题？

川上：问题还不少，比如怎样处理与子女的关系、怎样安置财产、住在谁家、正式登记还是事实婚姻……其中最重要的是“能否得到子女的理解”。子女反对的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方面是心理上的，不理解父母都一把年纪了，为什么还要再婚；另一方面则是财产分割的问题。因此我们茜会不仅提供婚恋方面的讲座，也提供关于法律、财务问题的讲座，广受会员好评。

——很多人因孤独焦虑不安，却没有勇气参加婚活，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川上：只是焦虑的话，也有其他的解决办法，比如可以跟孩子一起住，也可以使用市面上的服务。如果还是想找个伴，说明这个人还年轻。有人说，在人均寿命达到一百岁的时代，我们很难只和一位伴侣白头偕老。我觉得这话说得很对。其实除了相亲派对，老年人还可以参加社团活动，打打高尔夫，玩玩摄影，唱唱卡拉OK，结伴出门探险……很多夫妻就是通过社团活动认识的，这也是结交同性朋友的好办法。可以说，生活方式相对活跃、心态比较年轻的老年人往往会走上婚活之路。

写在采访结束后

老年人婚活与我的距离并不遥远。然而，如果你问我有没有因为这次采访产生尝试婚活的念头，坦诚地说，我也不知道。

我在采访中感触最深的是，无论有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受访者都对未来和自己抱有坚定的信念，始终努力规划着即将与伴侣共度的人生。高龄老人的生活将不同以往，体力直线下降、疾病多发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即便如此，一些老年人仍然选择与自己认定的人共同面对，结伴而行。我相信，那些心怀美好梦想的老年人终将找到心仪的伴侣。无论前路如何，他们都能品出幸福的滋味。把老年人婚活看作“走向幸福的准备工作”，倒也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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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的主题是“代理相亲”。这一章里，筋野茜记者将聚焦代替子女活跃在婚活现场的父母。

“这不是多管闲事吗？”“非得让孩子结婚不可吗？”很多人也许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疑问，但参加代理相亲的父母都分外认真和拼命。他们的子女反应不一，有的十分反感，有的心怀感激；父母的真实想法或许也不能用“盼望孩子幸福快乐”来简单概括。两代人之间，同样存在种种隐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