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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明恩溥的《中国人的素质》
城管——
09年央视春晚,蔡明的小品《北京欢迎你》里,假志愿者蔡明和郭达向一个英国人描述公主坟,郭达高高坐在椅背上,两只手在头上比划王冠,蔡明问英国人,皇上知道吗?管紫禁城的。英国人似乎大悟,皇上是城管。——这个包袱引来观众一片笑声。
皇上是城管,其实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其著名的《中国人的素质》里就有一段描写,可以佐证皇上是城管——
“北京宽阔街道两旁,摆满了原本不应该摆设在那里的货摊,如果皇上恰好经过那里,那就搬开。皇上刚刚过去,货摊又搬回到老地方了。”
皇上来,摊主跑;皇上走,摊主来。这跟现在的“城管来,摊主跑;城管走,摊主来”一样,标准的猫鼠游戏,也跟某伟人总结的“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战斗办法如出一辙。
由此看,中国城管与中国摊主这种猫鼠天敌、敌我战斗的关系,不是现在的发现,而是自古就有,从皇上那里就已经开始源远流长了。从这个意义上看,皇上的确是城管。反过来讲,城管就是皇上——摊主逃得慢了是要付出代价的。
面子——
面子的背面是里子。面子好比衣服,好比穿衣,只要外面好看,里面无所谓——反正又不给别人看。这是穿衣。言行举止,面子又表现在形式,形式大于内容,内容上你可以亏待我,但形式上你必须给我面子。你得让我下得了台呀。台子连着面子。
给面子不给面子,下得了台下不了台,二者颇有渊源。这个渊源就是戏剧。面子是中国人特有,爱好戏剧也是中国人特有。中央有京剧,地方有地方戏,上至皇上,下至平民,没有哪个国家的人像中国人这么爱看戏,听戏是一种生活状态。
对戏的迷恋,造就了国人的面子思想。形式远大于内容,戏剧是一门形式的艺术,而面子也是一门形式的艺术。舞台小天地,天地大舞台。人生如戏——任何一个中国人就会以为自己是戏剧中的一个人。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开篇第一章里说——
“他(中国人)把自己放进戏剧场景之中,像戏中人一样行礼、下跪、俯身、叩头。……中国人用戏剧术语来进行思考的。……如果他的麻烦化解了,他可以自称在赞扬声中‘下了台’;如果这些麻烦没有化解,他就会发现无法‘下台’。所有这些事情,如果你弄明白,就会知道与现实毫无干系。事实永远不是什么问题,问题只是形式。”
中国人的面子学是一本厚书。看不完。
沟通——
明恩溥在第二十二章里写道——
“大喊大叫地命令或批评别人,这在中国人已经积习难改。用正常的语调去奉劝别人,并不时停下来听对方的回答,这在中国人心理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一定要喊叫,一定要打断别人,这已经成为了一种必需,好比一只狗兴奋时就要吠叫一样。”
沟通的几个条件,有共同的话题,愿意与对方沟通,允许对方讲话,接受最佳论证有效。这也是公共精神的基础,但显然,我们有共同的话题,却不愿意与对方沟通,更不愿意允许对方讲话,当然,也就不会有最佳论证,更不会接受最佳论证。
这是往大处说的。不过,我们不可能都生活在宏观叙述里,更多是面对生活中的细微小事。可我们在生活中,也往往犯这样的错误,只许自己讲话,不许对方讲话;声音大的有理,声音小的没理。在争吵中,讲究气势压倒对方,而声音高低,则是气势大小的关键。
争论在于说理,而不是于声音大小。但为何我们的一些争论中,声音往往战胜说理呢?因为我们缺乏说理的环境。比如,在公平的法庭上,声音大小决定不了官司的输赢。但中国说理的地方似乎也只有在公正的法庭上。而在法庭之外,仍是声音高低、气势大小。在中国,法庭只在官司中,而不在每个人的心中。
政府——
“中国政府在本质上是一个家长制的政府,要求臣民顺从听命。……普通中国人在政权问题上的根本想法:‘我不得不顾及自己。’如果他想到政府,他看来也会认为,‘政府健全强大,可以照顾自己,用不到我去帮助’。”
明恩溥的这番话尽管说的是清末臣民社会里中国人对政府的态度,而且,在从臣民到公民的途中,我们对政府的态度和政府对我们的态度已经大为改变,但在大多数中国人心中,政府仍是管自己的,仍旧存在自己对政府的义务是“政府健全强大,可以照顾自己,用不到我去帮助”,而政府如果为“我”做了一点什么,就感激涕零,以为得到了天大的意外之财,殊不知,这意外之财原本就属于他自己的。
政府原本就是,所有公民为了更好地增进幸福,让渡一部分个人权利委托给一群人组成的共同体。政府的目的就是增进公民的幸福,如果不能增进公民幸福,那么公民就可以把原本让渡的权利收回来。所以,我们必须从“我为政府做了什么”的观念里走出来,问一下“政府为我做了什么”。唯有此,公民和官员的主仆关系才名副其实。
但,这个转变任重道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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